不多年以前，贝尔实验室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活动，因而它能完成一些高风险的项目，包括一些所谓的“无价值”的理论研究。事实上，这些研究最终导致了信息理论的产生和宇宙电磁波的发现。而且整个世界都从中受益。AT＆T也做过些类似的贡献。不过，现在的贝尔实验室只是以前的影子，从1984年与AT＆T拆合，到后来与朗讯、NCR拆分，贝尔实验室分化了好几次。并不是贝尔实验室才有这种遭遇。随着经济滑坡、公司削减开支，首先被精简的是那些高风险、成果对世人公开的研究项目。即使研究预算不下降，项目的性质也更倾向于发展性而不是创新性。假如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最终我们将遭受新思路匮乏之苦。现在，越来越少的大公司把精力集中在提出新思路上。开发新思路几乎陷入了停顿状态。
在新出现的“新经济”中，研究和创新工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出现在那些有多个项目和多种支持的地方。适于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大学满足这一条件，因为大学除研究之外，另一“产品”是“人”。然而，边研究边学习，可能要冒更大的风险，新想法的产生也可能更低效。现在，只有少数几所美国大学可以属于这样的“研究型大学”之列。更多的大学应该加入这个行列。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也应该加入。
产业发展需要利用基础研究的成果，正如前者利用其他条件一样。这意味着，创新必须要有前瞻性。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当时，日本国际贸易和产业部(现在的经济、贸易和产业部)资助了日本数家公司合作开展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方面的研究。尽管这种方法并不始终有效，它的效率还是可能比大多数公司预计的要高得多。成本是分摊的，不同的观点是分享的，即使在最困难的经济时期，创新也有存在的理由和机会。
勇于创新的人的共同特征是，具有很强的跳跃思维的能力。通常这种能力只有那些有丰富背景知识、跨学科思维方式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会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