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nBremer在其文章中指出“所谓政治风险广义上讲就是政治对市场的影响。政治风险的大小取决法律环境领导人的变化和群众运动的兴起或者说所有从政治上让这个国家稳定或不稳定的因素”。在评价一个市场中的政治风险时，IanBremer将其细化为：政府因素，包括政府的执政能力、法律是否有效；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安定、青年是否满意、健康水平和教育；安全因素，包括全球化程度、地域战略条件、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以及经济因素，包括财政状况、投资增长、债务等。
从上述各全球性品牌在中国经历危机的情况来看，聪明的企业会从中了解产生危机的原因并形成自身危机预警的机制。这个机制应该是从防范有可能出现问题的方面入手的，可能是法律法规和政策范畴的，可能是产品本身的，可能是文化方面的。像最近几个国际品牌的广告因其中元素不符合“中国元素”因而受到停播和处罚。同时对潜在危机，要让企业从采购生产配送市场营销消费者关系管理等各个环节去定期检查，做到“防患于未然”。
从上述几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危机管理是企业战略方面的问题。必须超越单纯考虑如何应对媒体，如何应对政府等技术层面的问题。
在一个开放的发达的市场中，企业对法律法规的依赖应该是强的，反过来对政策的依赖应是逐步减少的。也就是说市场调节将起到更大的作用，政府的干预会逐步减小。同时和谐的市场环境中的游戏规则应该是企业遵守公司治理原则；政府政策和法律框架应尽量清楚；媒体信奉职业操守；消费者熟悉维权途径。必须指出的是国内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消费者在维权意识的提高方面进步很快政府和民间对消费者保护意识不断提高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日的活动在全社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美国的惯性动作
现在看来，任何企业任何政府都不能说其完全了解和驾驭全球化这一命题。
美国无疑是最热衷于“全球化”。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对中国纺织品出口采取特保措施以及美国国会干预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事件，让媒体有了话题——美国的这些违背自由贸易精神的矛盾之举。事实上，这一直是美国的惯性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