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对比当然还不是笔者想要揭示的两起收购案全部意义所在，更不是为了借此预测出什么结果。事实上，我们如果进一步对比一下两起收购案发展的过程，就会明白，“决策的程序”比“决策的结果”更最值得我们深思。
面对同样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优尼科收购案”中，最终决策的还是优尼科董事会——尽管美国财政部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以及某些国会议员们在收购方的选择上给予了相当的压力；而在“广发行收购案”上，拍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一级的政府机构。尽管因为广发行的国有性质，这一方式的合理性毋庸置疑。但是这种“特事特办”的决策方式无疑使得风险过分集中了。在这方面，两起收购案又是一个极大的、不容我们忽视的不同。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一些重要行业大规模并购的展开，中国在并购审查程序上的缺失以及不透明的弊端将充分暴露。面对跨国并购案中利益相关方不同的价值取向，最高层显然求得绝对平衡。在“广发行收购案”中，地方政府作为大股东，当然希望引入一个有实力的买单者，而监管机构除此之外，又有维护“经济安全”的考虑；还有，地方政府希望外资能大比例控股，出更多的钱，但监管机构却面临现行外资政策受到挑战的尴尬。顾此必然失彼。
从“优尼科收购案”发生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当然可以借鉴很多，但现在中国最迫切的是建立一个外国投资审查机构—这个机构只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来审批跨国并购案件，而属于商业决策的部分则完全交给被收购方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两者各安其所，而不是系于一身，相互纠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