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中，中国商人阶层为什么始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
最近看了几本不那么具备典型性的“史书”，除了这本《浩荡两千年》，就是雪珥的《国运1909》，题材、视角略有不同，但探讨的问题却是及时而深刻的。
吴晓波说，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中，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所谓的历史，看上去是一些坚硬的存在，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无非是从众多的线索中寻求一切发生的“因缘”，然后以一定之逻辑，组合为自成体系的“结果”，悲剧性的可能有两种，第一，研究者错结“因缘”，得出荒诞不经的“结果”；第二，学习者自结“因缘”，得出超出研究者初衷的“结果”。不管如何，以古观今，毕竟是理智但却残酷的事。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正值“两会”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温总理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也不能成功。所以政治体制阻碍经济发展已成共识。关于这一点，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似乎也是一个无法突破的闭环。
“官商经济”根深蒂固
凡事都有基因，所以历史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出现了今天的结果。我们并不宿命，但必须去追寻现实背后隐藏的规律。在西方人费正清的眼中，一个迫切问题就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我们也要感慨，一个早慧的民族，一个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有很多世界纪录的国家，为什么当西方列强奋然而起时，中国这个巨人却决然地转过身去？答案并不难理解，政治制度始终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阻碍。费尔南·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论丛》中写道：“在中国，商人和银行家不能在受法律保护和受国家鼓励的公共事业中进行投资……政治等级能够压倒其他一切等级。”
在中国，市场的无形之手从来就没有战胜过那双有形的政府之手。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认为：“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很多学者也认为，没有社会制度上的决定性突破，经济制度的变革就不可能发生质变。
中国的落后往往会被认为从清朝开始，其实应该追溯到宋代，尽管那时它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也最为繁荣的城市集群，建立了大大先进于同时期欧洲的经济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却开始落后了。因此，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
其实你会发现，中国在谈政企关系时，更多涉及的是与非公企业的关系。为什么中国无法出现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请注意，按照中国的说法，他们都是民营企业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无法提供土壤。这种贫瘠不是当时当代造成的，而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尽管这并不令人兴奋。纵观历史，财富来源大多与授权经营垄断行业有关，官商经济模式从而根深蒂固。因此商人阶层势必对技术进步缺乏最起码的热情与投入，成为一个彻底依附于政权的食利阶层。晋商有辉煌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应留下足迹。从极盛到迅速衰落，与官家千丝万缕。所谓成也官家，败也官家。还有无数次被后人顶礼膜拜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是一个典型的官商案例。现代国企领导人的下场也都未必风光，“59岁现象”放倒了多少优秀的国企企业家，这恐怕也是拜制度所赐吧。
中国能够实现基因突变吗？
我们总在谈建立创新型社会，是不是准备好了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曾经听到一位学者讲到，为什么中国企业热衷于国际贸易，因为国内贸易之难是超乎想象的，地方保护、无法统一的市场，缺乏相应制度的保障令中国企业家们望而却步。中国始终具有一种制度或者成为伦常缺陷。中国的有产者从来没有在法理和制度层面上确立私人财产所有权不容政治权力侵犯的权利。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等契约关系从来没有被确立下来过，国家机器对于工商阶层及其一切财产，拥有不受契约精神约束的处置权，常常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即使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改革开放模式，作者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在企业史的意义上，承包制是一种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它是国营经济体制的一个衍生型制度，力图在不改变国家控制重要资源的前提下，激发民间的生产积极性。从实施的效果看，它确乎部分地达到了这一初衷，而最终，它彻底败坏了市场的公平性和法治化，并为官商经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无穷的寻租空间，这一制度的刚性化实际上成为阻碍一国经济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重要障碍之一。
同样是两会期间，一些民众关注的话题也颇令人玩味。比如某高官说，国企管理者为什么工资高，因为他们会赚钱；比如层出不穷的官二代势力；比如公务员队伍的不断扩大；比如大学生热衷于进入公务员队伍；比如财富人群较大规模的移民等等。中国当今的社会伦常丧失，彼此缺乏信任，价值取向畸形，屡屡突破底线。有人直指政府、干部是始作俑者，并非没有道理。权贵资本横行，权力与财富的无限接近，必然导致寻租现象之不绝，贪腐难以绝迹。当然这并非中国所特有，亦是世界之难题。
不止一个人指出，中国经济制度的变革，若因循守旧，自然不成，然而全盘复制西方，国情未必允许。但必须认识到如若不进行彻底改革必然引来巨大祸患。书中指出，中唐之后，经济治理重现了两个周期性的大毛病，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并不可遏制，成为贫富差距拉大的“变压器”。第二是中央财政对资源管制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终而造成对民间资本的压抑和剥夺，经济活跃度渐趋衰竭。两者相加，如果再遇上饥荒洪涝，就会引发财政总破产前提下的社会大动荡。历史往往可能会有惊人的相似！
当今的世界打的是经济仗，背后却是政治仗。此前阅读了几本民间金融专家刘军洛的专著，彼此对照，令人不寒而栗。本书中的“管仲之法”今天正在国家间上演。我们可以顽强地守护自己的体制，但是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你无法抛开世界这个体系，正如谈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真正的影响更多来自对政府职能乃至体制的冲击。
明代中叶的理学名臣丘浚在传世的《大学衍义补》中有过几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在漫长历史寂寞的暗夜中闪现了短暂却颇具神采的光亮，于今亦可以资借鉴。他说：“一般而言，老百姓从事自由买卖，商品的优劣、价格的高低，都可以通过公平、透明的交易来取舍，到了政府与老百姓做买卖，东西要好的，价格又是定死的，再加上执行者掺杂私心，而要能够公平顺畅，实在是太难了。执政者还不如不要做这些事情为好。”“经营商业活动，是商人的事情，作为政府，只需要制定便利人民的法律，让民众自由贸易，何必要官办什么企业呢？”
然后，中国能够实现基因突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