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的管理研究的？
徐淑英：1995年去香港之后。我对中国的研究，功劳要归樊景立老师，他是台湾人，比我早一年到香港科大。他邀请我共同做一个“关系”的研究，从那开始，我慢慢对中国文化中的“关系”概念有点了解。另外，我在科大所带的博士生大多都是大陆出来的，他们的研究样本都是中国的，所以，我从学生那里也可以了解到一些中国的情况。
经济观察报：这样看来，香港科技大学的经历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徐淑英：是的。实际上，我刚去的时候，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建成一个世界一流的管理系。从来没想到跟大陆的研究有什么关系。但是，科大当时对内地很关注，很支持和内地大学合作研究。有一次我们去访问几所内地大学，发现他们对管理研究非常热心，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他们很希望跟国际接轨。我们就想到了做培训，主要针对内地高校的一些优秀学生和老师。我们申请了一项基金，1999年做了第一期培训班。结果发现，接受培训的老师们注意力并不在研究，而在教学上，总是问有什么案例可以拿来教学生、怎么教等等。我们就说你们是来学习研究的，不是来学习教学的。第二班、第三班就好多了，他们会说，你们让我们大开眼界，真不知道研究原来是这样做的。
经济观察报：近几年，国内的管理学研究似乎有了一定的发展？
徐淑英：中国管理研究目前在全球学术界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所有顶尖的学术期刊都已经发表过有关中国的研究，中国学者也很努力，对理论和方法的把握都很好，但有两个严重不足。第一，已有的研究还没有找到中国管理的特征；第二，中国企业界对管理学院的研究不了解，也不满意。可以说，30年的中国管理研究在学术和实践上还没有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这样的情况不能全怪商学院和研究者，有制度的问题。商学院努力做和实践有关的研究，但还不够，还需要政府和科研制度、企业的配合。我希望企业界能够关心和支持商学院的研究，因为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创造知识，帮助企业运作，提高管理和竞争力，它们是最终的受益者，但企业还没意识到。
经济观察报：企业应该是很乐意配合的，政府和制度方面的原因具体是指？
徐淑英：比如政府对高校研究只看数量。很多论文在学术上面的贡献一点都没有，大家不管什么课题都做，只要能发表，甚至不关心自己做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对于商学院教学在制度上进行控制。比如MBA教育的问题，国内的商学院，除了老师和研究生要做科研，MBA学生也要出论文，每个商学院有几百个MBA学生，每个同学做一篇论文，要一个指导老师、三个评审老师，这是极大的投入，这些学生没有受过系统的如何做研究的培训，老师自己的研究水平也不理想，导致大部分论文质量低下。这样的项目非常浪费资源，太不值得了。我希望教育部能改革一下MBA的论文制度。
经济观察报：商学院自身的情况呢？
徐淑英：这30年来企业发展得很快，需要的职业经理数量大大超过商学院能提供的，所以现在商学院的教学量极大，老师的科研时间很少。除了一些海归，大部分老师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研究培训，都是边学边做，要做高质量的研究是不太现实的。还是需要借助国际学者的资源，用合作的方法来进行比较有水平的研究。
我也希望每个商学院把自己定位在擅长的领域，集中重要的资源和团队用来探讨一个问题。目前我只看到几个商学院有自己的重点研究题目。比如南京大学商学院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项目，浙江大学有一个团队在研究创业创新的问题，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有一批老师在做领导力的研究，这些队伍都已有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我希望商学院能更多地关注一个或是两个专题的研究，把大量的科研资源放在这些项目上，鼓励老师一起去参与。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很多方法和角度去做同一个题目，就会有很好的成果。现在的情况是，每个老师做很多题目，每个题目之间没多大关系，自己辛苦，做出来的东西也不够深入。这不是个人的原因，现在的制度下，老师只能这样做，努力评职称。
再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MBA教育的问题，有些规定非常不合理，也浪费了国家的资源。
经济观察报：那么管理学者到底是应该专注于纯粹的理论研究呢，还是应该把精力放在培育企业中有实际需要的人呢？
徐淑英：大学的老师不管研究的是什么领域，他的研究最终是要对社会有帮助的。管理学也一样，而且管理是一个实践领域，跟工程、法律等学科一样，一定要考虑实践上的需求，然后给出方案。但老师的责任是研究，不是咨询，如果是为了解企业，没问题，但如果是为了赚钱就不对。所以我总提倡没有经验的老师可以去旁听EMBA课，了解一下什么是好企业，在台下听课的是50个身经百战的成功老总，听他们交流一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年轻老师最好不要去为企业做咨询或讲课，因为很容易赚钱赚得高兴了，就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个研究者。
经济观察报：在国内，上EMBA课的学生往往是抱着结识对自己有用的人的目的去学的。
徐淑英：没有问题，因为管理到底还是从经验里学习，我们做研究也是从好的经验里面总结原则。学员间互相交流是可以学到东西的。但是这不应该是他去读EMBA的唯一目的，读EMBA还是要去学习，虽然现在主要还是教国外的理论和管理方法，国内好的研究模式还没有被系统地放到课程中去，这种状况是我们的责任。从这方面讲，学员的那些个人经验就很重要了。
经济观察报：目前国内管理学研究的本土化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学者都有哪些？
徐淑英：我认为樊景立老师是做得比较好的，还有几个其他的学者。现在正在做中国本土研究的真的不多，假如今天我能给你很多名字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了。
经济观察报：真正的本土化有可能么？毕竟你所用的方法和概念都是西方的。
徐淑英：当然有可能。概念和方法确实受西方的影响，但科学的概念是说，你的测量要准确，叫信度，你得出来结论要可信，这叫效度。达到信度和效度这两个标准就是科学。
中国本土研究就是，第一你要关注本土问题，不是人家的问题；第二，你解释这个问题时，逻辑可以用本土的逻辑，有些逻辑可能是通用的逻辑。比如企业分红，员工就努力工作，这符合社会交换理论，是通用的逻辑。但还有一种情况，雇主把员工当亲人，员工把企业当家，自发地为企业负责，而不提回报，这样的“关系”就是本土的，西方是没有的。如果你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只需要测量员工对雇主是家人的感觉重一些还是回报的愿望更强烈一些，用的测量方法是不是西方的无所谓，只要有效果、得到的结论符合现实就可以了。做学问就是要了解为什么，之后知道怎么做。了解了员工的动机，你才不会误解他们，才能采取正确的激励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