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根源与历史

   2024-03-11 互联网410
核心提示:管理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研究领域其实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在许多国家都可以追溯到近200年前。从近来发表的一些管理文献中可以看

管理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研究领域其实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在许多国家都可以追溯到近200年前。

从近来发表的一些管理文献中可以看出,它们的作者认为管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发明,而且是美国人的发明。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确实只有极少数人对管理感兴趣,并就此开展研究,人们对于管理作为一个学科和一个研究领域普遍感兴趣,还没有多长时间。不过,管理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研究领域其实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在许多国家都可以追溯到近200年前。

在欧洲,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等经济学先驱撰文著述的时候,管理学还不存在。他们认为,经济学是不具人格的,是受客观经济力量支配的。正如古典传统的当代代言人、英裔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1910—1993)所言:“经济学探讨的是商品的行为,而不是人的行为。”马克思则认为,历史的客观规律不可转移,人类只有适应规律。人类适应规律的最好结果是实现经济所允许的最优状况,最坏的结果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造成资源的浪费。最后一位伟大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的确把管理列为生产要素,使之与土地、劳动和资本为伍,但这只是一种勉强的让步,因为他仍然没有把管理列为一个核心要素。

不过,一种不同的态度也很早就已存在。这种态度把管理者置于经济的中心,强调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个管理任务的重要性。才华出众的法国经济学家赛伊(J B Say,1767—1832)是亚当-斯密的早期追随者,不过在他自己的著述中,核心却不是生产要素,而是一个自造的词——企业家(entrepreneur)。企业家把资源从产出较低的活动中撤出,投向产出更高的活动,从而创造财富。追随赛伊的,是以傅立叶(Francois Fourier,1772—1837)和怪才圣西门(Comte de Saint Simon,1760—1825)为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时虽然还没有大型组织和管理者,但是傅立叶和圣西门都在管理尚未存在之前就已预见到了管理的发展,并且“发现”了管理。特别是,圣西门预见到了组织的兴起,预见到了提高资源的产出和建立社会结构这一任务。也就是说,他预见到了管理任务的产生。

正是由于这些法国人强调管理是一种独立的特殊力量,是一种能够独立于生产要素和历史规律而发挥作用的力量,所以受到了马克思的猛烈抨击。不过,所有社会主义经济体的设计,其实都是以这些法国人,特别是圣西门所制定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概念为基础的。

在美国,管理也早就被看做一个核心要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的名篇《制造业报告》(Reports on Manufactures)虽然以亚当-斯密的观点开头,但随即就强调了管理的作用——建设性的、有目的的、系统的作用。他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管理,而不是经济力量;经济进步的载体是各种组织。在他之后,亨利-克莱(Henry Clay,1777—1858)在他的名篇《美国系统》(American System)中提出了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的首个系统化经济发展的蓝图。

此后不久,英格兰实业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成为第一名真正的管理者。19世纪20年代,他在自己的纺织厂里着手解决生产率和激励问题,或者说工人与工作的关系问题,也可以说是工人与企业以及工人与管理当局的关系问题——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管理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从欧文开始,管理者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不过,欧文的继承者却在很久以后才出现。

大型组织的兴起

欧文的继承者要出现,首先必须有大型组织出现。1870年前后,在两个地方同时诞生了大型组织。在北美,横跨大陆的铁路成为一个管理问题。在欧洲大陆,出现了拥有全新的目标、业务遍及全国,并且有多个总部的“泛美银行”,它们使得传统的结构和观念不再适用,因此提出了管理的需要。

美国的亨利-汤恩(Henry Towne,1844—1924)做出了反应。特别是,他在《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The Engineer as Economist)这篇论文中提出了可以称得上人类历史上的首个管理计划。他提出了一系列基本问题:效果与效率、工作的组织与工人的组织、市场和顾客决定的价值与技术成就,等等。从汤恩开始,人们开始系统地关心管理任务和管理工作之间的关系。

在几乎同一时间的德国,乔治-西门子(George Siemens,1839—1901)在把德意志银行建设成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金融机构这个过程中,首次设计了一个有效的高层管理机构,首次深入思考了高层管理的任务,首次着手解决大型组织中的沟通和信息等问题。

在日本,由政治家转变为商业领袖的涩泽荣一(Eiichi Shibusawa,1840—1931)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首次提出了工商企业与国家意图、企业需要与个人道德等方面的基本问题。他还着手系统地解决了管理教育问题,并且首次预见了职业管理者的出现。日本经济在20世纪迅速崛起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涩泽荣一的思想和工作功莫大焉。

几十年后,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前后几年间,现代管理的所有主要方法都已成形。同样,这些也是在多个国家独立地发展起来的。

在19世纪90年代,自学成才的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1856—1915)开始对工人的工作进行研究。我们如今有很多人都对泰勒老朽的思想不以为然,但他其实是历史上第一位不理所当然地看待工作,并对它进行观察和研究的人。他的作业研究方法至今仍然是管理的基础。尽管他研究工人的方法显然没有逃脱19世纪的窠臼,但他是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从工程或者利润目标出发的。泰勒做这项工作的初衷和动力,首选来自他想让工人们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对身心的摧残这种强烈愿望,其次是他希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工人过上体面的生活。

大约在同一时期的法国,一个当时算得上规模庞大的煤矿的负责人亨利-法约尔(Henry Fayol,1841—1925)首先深入思考了组织结构,并且提出了对企业进行组织的第一种合理的方法:职能原则。在德国,年轻时在一家大公司里接受训练的沃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1867—1922)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大企业在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中处于一种什么地位?它对社会和国家有什么影响?它的基本贡献和基本责任分别是什么?”当前关于企业责任的大部分问题,都是拉特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内率先提出并且深入思考过的。与此同时,尤金-施马伦巴赫(Eugen Schmalenbach,1873—1955)等德国人建立了“经营学”(Betriebswissenschaft)这个新学科。此后发展起来的管理科学,例如管理会计、运筹学和决策理论,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数年内“经营学”的分支(尽管不是有意识地划分出来的)。在美国,出生于德国的雨果-芒斯特伯格(Hugo Muensterberg,1863—1916)首次尝试把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特别是心理学应用到现代组织和管理中去。

第一次管理热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次管理热潮兴起。它主要是由那个时代最受拥戴的两位政治家发起的,他们是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1874—1964)和捷克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G Masaryk)。胡佛是一名工程师,他还是一名贵格会教徒。他之所以享誉全球,是因为他在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援外活动中成功地使用了管理原理。他规划了救济成千上万饥民的行动:首先是在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比利时饥民的救济,后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中欧和东欧饥民的救济。不过,提出管理能够使战后欧洲经济得以恢复这一思想的,却是历史学家出身的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马萨里克。25年后,这一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中得到实现。他们俩奠定了国际管理运动的基础,并且努力把管理当做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来加以运用。

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却没有出现类似的思想。这是一个停滞的时期,期间除了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政府或者经济体的最高目标,都是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矛盾越积越多,很快就使整个世界完全丧失了发展的决心和远见。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努力

第一次管理热潮退去,无限希望变成了失望。然而,在表面的停滞之下仍有人在努力。正是这些人在这些年月中的努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起云涌的管理热潮奠定了基础。

20世纪20年代早期,美国杜邦公司的皮埃尔-杜邦(Pierre duPont,1870—1954)及其后来者通用汽车公司的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1875—1966)首次为新的“大型企业”发明了一种组织原则——分权原则。杜邦,特别是斯隆还首次提出了针对企业目标、企业战略和战略规划的系统方法。同样是在美国,先后由朱利叶斯-罗森沃德(Julius Rosenwald,1862—1932)和罗伯特-伍德(Robert E Wood,1879—1969)领导的西尔斯公司,建立了首个以市场营销为基础的企业。在不久以后的欧洲,英国和荷兰的两家公司合并成为联合利华公司,该公司设计了一个直到目前仍是最先进的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并着手处理跨国公司的业务规划和销售等问题。

管理学科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美国,出现了一些泰勒的继承者,吉尔布雷思夫妇(Frank Gilbreth,1868—1924;Lillian Gilbreth,1878—1972)和亨利-甘特(Henry Gantt,1861—1919)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英国,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1853—1947)基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军官的经验,认识到必须在正式的组织结构与赋予组织以“灵魂”的政策之间取得平衡。两位美国人,玛丽-帕克-福列特(Mary Parker Follett,1868—1933)和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Barnard,1886—1961)首先对组织中的决策过程、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管理者的作用和职能进行了研究。英国的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1883—1972)与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的澳大利亚人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1880—1949)分别发展了工业心理学和人际关系理论,并把它们应用于企业和管理。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人们开始把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来教授。哈佛商学院在20世纪30年代率先开设管理课程——尽管仍然以生产管理为主。麻省理工学院则在同一时期开始针对年轻的中层经理人员开展管理进修培训。

美国人詹姆斯-麦肯锡(James McKinsey,1889—1937)和英国人林德尔-厄威克(Lyndall F Urwick,1891—1983)开始从事管理咨询工作,即咨询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技术问题,而是包括有关企业政策和管理组织等基本管理问题。厄威克还对当时关于管理结构和经理人员职能的所有研究进行了分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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