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成中英提出了C理论，C是中国China，是创造力Creativity.C理论是中国的创造力理论或中国创造之道，也即中国管理哲学的精神。
C理论解读
C理论最初的核心体现为5个C，主要突出5个管理功能，即Centrality（决策）、Control （行政）、Coordination（人事）、Contingency （市场）、Creativity（生产）。
这5C与五行一一对应：
管理决策者要有一个动力，这动力一定是一个中心的力量，叫做中心土。这个中心力量要深厚、稳健、有旺盛的生发力，这就是决策的动力，管理的核心。决策工作是中心化的，中心化叫Centrality.
决策确定计划，执行人员要有实现计划的决断力，这决断力能提升他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一种领导力，叫做Control.用中国五行观念讲，就是土生金。金表示果断，是一种力量。
有了这种领导力量，你才能处世界之风云变幻而不惊；进而产生一种智慧，掌握市场的规律，灵活应变。这叫做金生水，因为水象征智慧，渗透力极强，而应变力叫Contingency.
现代企业管理的基础力量是生产力，包括创新能力。做好市场调查，适应市场需要才能正确掌握生产，制订并调整生产计划。这计划就像树木一样茂盛地生长出来。“木”有很强的创造力（Creativity），是对于市场的应变力刺激了创造力的产生，所以说是水生木。
人事协调得好，企业上下都热情高涨，就能充实决策者的信心和意志，形成新的决策动力。这就是火生土。于是Centrality-Control – Contingency -Creativity-Coordination-Centrality完成一个循环。
成中英进而强调：五行只是一种符号，但这也说明原始的五行具有某种管理的卓见，它最初是用来解释历史的变迁，解释物质世界，后来提升到解释所有的一切。五行在今天的管理伦 理学中也很重要，世界就是五行中的一种和谐的关系，人在五行中，人就是五行造成的，所以你自身不和谐，问题就很大，显示出一种彼此相克。克也是一种平衡法，相生是良性发展的一种平衡，相克是一种抵 制性的平衡，两者都是需要的，所以显示出了管理就是一种发展与平衡的作用，是在不同的决策和合作中体现整体的进步。
诠释五行，是C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五行在转，成中英把它称为包含与循环。其实管理理论最主要的就是建立一套制度，让它能够不断循环，用在一个社会组织或者商业组织、行政组织中，使之运转有序。创造就是通过不断循环，不断包含来实现的。
管理之道需要中西结合
尽管成中英认为西方管理把人的世界变成了物的世界，缺少人情味。但他并不否认中国管理需要向西方学习，将中国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大内的理论中，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得到美化。成中英也认为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强调一种对人的全部福利的保证，但并不因此就简单认定这就是人性管理。他看到的另一面是，日本文化强调绝对的权威，把天皇变成神，在企业里上司有绝对的权威，下属必须服从。缺少了人的独立精神及友善精神，因而也缺少一种真正的人性的深度开发。
成中英将人性分为四种，分别是理性、情性、感性和悟性。他认为日本属于感性社会，而中国则是情性的。本刊2012年3月号封面专题通过对中国知名大企业的分析，提出“亲情式管理将是中国对世界管理最大的贡献”，成中英认同这一观点，但是对中国管理，他更喜欢用的词是“亲和式”，他认为中国几千年家文化的影响，导致中国企业重情重义，这固然不错，但是我们还需要从家庭中走出来，面对更广大的社会，将家庭的亲情上升为社会的和谐，所以必须强调“以和为亲，以亲为和”。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儒家情怀也对中国企业管理产生影响，所以优秀的中国企业家们都乐于采取“推己及人”的管理方式。强调自身行得正，做得正，以为表率。
中国人讲仁义，但往往过分激情，而忘记了实践的需要、知识的需要、法律的需要、规则的需要以及正义的需要。西方倾向于把道德变成法律，而中国人常常把法律变成道德。他笑言：美国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国家，但是很有法律；中国是一个有道德的国家，但是缺乏法律。他建议：在讨论中国管理的时候应参照西方，纳入理性。
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成中英认为，天是通过人来实现目标的。人生在天地之间有巨大的作用，就是要实现“道”。“道”是生命不断繁衍和繁荣产生的一种价值。我们需要机械文明，但是机械文明的操作需要手的软件。管理就是要实现这种软件和硬件的配合。中国怎样和西方沟通？西方人怎样真正地接受中国？成中英总结道：我们的心是操作西方管理的架构，用中国的道和心操作知识、技术和硬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西方人也在向东方人学习。就像下棋，谁棋胜一筹就是胜利者，但是胜利者不要骄傲，全球化是不尽的、生生不息的过程，所以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管理也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
成中英的中国管理哲学是大写的“人学”。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的社会形态将更完善，人类的理想将更美好。未来的中国人，将不仅是改造了的中国人，而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人”。在生生不息的“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当尽可能多作贡献。
尽管有人提出成中英的观点未免过于理想主义，中国企业急功近利、重视短期利益等现实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这种说法。但作为中国企业努力的方向，我们认为成中英的思想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管理是群体的伦理
1991年，成中英出版了《文化-伦理与管理》一书，认为文化、伦 理与管理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三个重要内容，并将中国文化精神和伦 理精神融入中国的管理哲学之中。在台湾，他还建立了一个名为“管理与伦 理文教基金会”的组织，专门宣讲管理应与伦 理相结合。
在他看来，人有两种本性：既需要结群协力又需要独立自主，两者互为依存。结群协力是为了更好的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又有助于群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人之间在小范围内产生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即为伦 理关系。伦 理关系的形成通过两个条件，一是和谐，一是自然。社群、家庭的伦 理是自然形成的，这种伦 理经过和谐化就形成了一种制度。
伦 理能使我们成为更充实、更受尊重，更有能力的人，也能为这个社会带来合理的秩序，它是是非善恶中是是而善善的选择，如果只存非和恶，最终会走向自我毁灭。在成中英看来，伦 理的管理中最重要的是“和”，要求一种自然和谐的、自发的、内在的关系。伦 理是内在的管理，自己去决定并承受后果，即自己处理自己之道。成中英将管理简单而形象地描述为“对一个特定群体所形成的要求或规范”，这种要求和规范必须符合社会的伦 理，而其要达到的目标和自我管理达到的目标，终极上是一致的，所以成中英认为，管理就是群体的伦 理。而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每个人自己管理自己。要做到这一点，企业领导者必须行得正做得正，以自我的要求和修炼来达到管理的目的。
当企业里的员工不能进行自我管理的时候，企业家作为领导者就需要不断去与之沟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管理也是一种外在的伦 理。
与伦 理相对的，是权力的管理。它是基于权力的运用来实现个体或群体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一种功用交换。伦 理关系是互动的、双向的、比较平等的关系，而权力关系是上下的、单向的、外在的。
中国管理哲学的知行合一
成中英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后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哈佛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美国远东高级研究院院长。用学贯中西来形容他，毫不为过。他所提倡的中国管理哲学也不同于本土化的中国式管理等提法，而是“整合希腊、西方的精髓”，是“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结合之后的创新精神”。
在他看来，中国的管理学研究目前有一种不好的倾向：一味地向西方学习，丧失了自己，并且这种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生吞活剥的意味─只是重读古典，却不知道它的真正含义和现代意义。
台湾交通大学教授曾仕强30年前提出了中国式管理，认为中国管理的特色即为关系管理，这一说法至今褒贬参半。成中英认为，相比于他提出的中国管理哲学，中国式管理其实是中国的一些习俗传统，以及商场上的规则和潜规则。然而管理并不只是一种商业的行为，它还具有伦 理的重要性。管理应该为社会服务，促进社会进步，而不应该只是满足商人的需要。
当前的中国，很多企业为了逐利而不惜一切代价，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成中英的理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笑言：曾教授的关系管理受到很多人喜欢，但是他的中国管理哲学却曲高和寡。
本刊2012年7月号“管理解读”栏目访问美国中华传播协会奠基主席陈国明教授，在提到现存的中国式管理理论时，陈教授曾表示：这些现存的中国式管理理论，到目前为止大部份尚停留在东方式的概念论述或哲学思辨阶段，缺乏可以使用社会科学方法来加以观察与检验的基础。或者说，这些方法，还不能为世界所理解和检测，因而不能成为普世可仿效推广的管理模式。
也有人认为成中英教授的“C理论”更重于现象的阐述与解释，而不是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成教授对此的解答是：从管理的现象里，可以看到管理的功能和规则。C理论本身的思路是解释现象之后形成一个认识的体系，并由此生发出一套规律。而这个规律又能够作为实践的基础，最后走向世界，在实践中去完善我们的理论认识。也即它符合中国人常说的“知而行，行而知”。成中英对它的解释是知而行之，行而知之，知行相生以至无穷。
“C理论”总结了管理的五大功能，它是一个整体运转的系统。在这一理论中，哲学智慧变成了管理的、组织的智慧；组织的智慧也变成一种领导的智慧，领导的智慧又变成一套推动方针，推动实现目标。─总之，它是一种追求目标、实现目标的综合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