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兵团
它还贴上了富有富士康特色的繁体字警告语：“非专职人员严禁操作！违反者除名处理！”
没错，是时候把寻找目标指向“富士康牌”机器人了。这也是郭台铭所说的，未来“百万机器人”的主力军。
结束在上海的走访以后，我回到了深圳。在南山高新科技园的一个咖啡厅里，我得到了两份关于富士康机器人的型号资料——原来，富士康自行研发、生产的工业机器人，跟那些国外品牌机器人一样，也有一个清脆的名号——“FOXBOT”。
这个单词的意味再清晰不过了。它是“Fox”和“Robot”的合体。前者是富士康（Foxconn）的英文前缀，后者，是我在小学英语课上最早学到的单词之一。
我还找到了一些早期制作的宣传片，富士康在宣传片里描绘了这些FOXBOT的形象。这家“代工之王”，对工业机器人事业充满了憧憬：画面上，伴随着有力的音乐，圆规和图纸上诞生了绿色的FOXBOT，它们旋转、飞舞在蓝天，然后出现在各种车间里，快速地运行，字幕上打出了创业色彩的口号：
“中国开发，全球应用。”
“FOXBOT，开辟工业机器人生产全新格局。”
“机器人产业进入富士康芯时代！”
资料显示，2007年1月15日，富士康的AR （Automation Robotics，自动化机器人）事业处在深圳正式成立，专职研发工业机器人。在运作的第一年，这个隶属于鸿超准事业群的单位，就制造出A-05、A-16和S-05三种机器人系列的雏形。
AR事业处的研发，曾经可以用“热情高涨”来形容——这些机器人的外形、技术指标和功能性，直指富士康生产线上各种品牌的工业机器人。到2009年，三个系列的FOXBOT已经迅速发展出A、B、C、P、S、F等6个系列，接近15种具体的工业机器人。
从2010年开始，来自全国各地富士康的技术干部，还会分批到访深圳，接受以富士康副总经理、AR机器人项目负责人、麻省理工博士戴家鹏主持的机器人技术训导。也是在2010年，绿色的FOXBOT开始在山西晋城批量制造，正式成为富士康的一员。
现在，一些技工学校已经建立起“机器人人才培训基地”。富士康把绿色的FOXBOT送到课堂上，供它们未来的操作者学习。在山西晋城，当地的职业技术学院甚至设置了模仿富士康车间的课室。在课堂上，学生们尝试着“教导”这些绿色的FOXBOT，做出各种动作。
我在一个车间——我不能说出这个车间的具体地点，以免给知情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见到过绿色FOXBOT中的一员：除了资产编号，它还贴上了富有富士康特色的繁体字警告语：“非专职人员严禁操作！违反者除名处理！”
根据知情者们的描述，我知道，在更多地方可以寻找到富士康的机器人：
在深圳观澜的富士康iPhone5生产线上，FOXBOT运作在成行结队的数控机床之间。
在昆山的富士康工厂，FOXBOT对iPad后盖做打磨的工作，但喷漆和点胶等工位，仍需其它品牌工业机器人的帮助。
在郑州，曾经被质疑工作环境恶劣的富士康金属加工厂，经历工人骚动等事件以后，FOXBOT正被加紧推进到生产线上。
在越南北江，富士康工厂也在内部宣布，即将引入FOXBOT.
……
生产经理们对我说，工业机器人向生产线的推进，更容易发生在新型号的iPhone、iPad推向市场之前。因为，生产新产品需要组织一条新生产线，这能给FOXBOT带来更多的参加生产的机会。
人际切换
机器对人类的优势，是那种永不休止、永无怨言地从事同一动作的“优势”。
在得到了那么多证据以后，“富士康牌”机器人的真实存在，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疑问了。在奔波了两三周以后，我的电脑里已经塞进了多部富士康人提供的视频。我经常在出差的途中“欣赏”它们。
在这些视频里，FOXBOT们与生产设备相互配合，做出各种生产动作，看上去无所不能。从外形上看，它们跟那些已成名的国际主流机器人相差无几。
然而，当我回到龙华工业园看到熙熙攘攘的工人时，我立刻意识到，这些绿色的家伙，将会和人类形成新的关系。
在深圳一家生产自动化的鼠标企业，雷柏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我近距离观察过类似的六轴机器人。它们与工人传递工件，同时还做装配工。这些机器人除了长度、负载、速度优势外，还有动作重复精度的指标——这显示了机器对人类的优势，那种永不休止、永无怨言地从事同一动作的“优势”。
“毕业的时候，如果我不会操作、维修这机器人，那我会不会失业？”在深圳龙华，陈金华（音），一个因为教学活动而见识过FOXBOT的技校学生，在富士康园区外问我，“以前，大家都说做富士康的工人很枯燥，以后还会这样吗？”
陈金华对富士康的印象，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富士康对工人的培训，被广泛形容为一种“使工人的全部身心被迫以生产为中心运转”的过程。社会媒体已经发掘了大量例子，譬如，要求面试者张开五指接受检查，或者通过体罚来训练工人在电路板上迅速而准确地插嵌零件。
类似“每天准确重复一个动作数千次”的工作要求，被认为是富士康极致利用密集劳动力的证据。但是，近年招工难，以及新一代工人自我意识的提升，让工业机器人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得到了机会。
“过去，富士康总是不遗余力地研究工人手掌的关节，研究一个动作怎样才能做得更快，”昆山一位富士康生产线上的科长对我抱怨，“现在，工人是越来越难培训了。以前是连骂带罚，现在至少还要加个哄。”
我在深圳走访过几家电子厂。对于车间主任们来说，那些被精密切割的、原先由普工完成的、重复而简单的动作，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机械手单独，或者“打包（多个动作合成）”完成了。
“单是取和放的动作，就能产生大量以机器人代替工人的空间。”雷柏的生产总监邓邱伟形容。他正在尝试以大量ABB机器人组织全新的光电鼠标生产线——原来装配一个鼠标要经过9个工人，现在是两个机器人加3个工人。
即使是最普通的搬运工位，只要成本能划得来，立刻可以换成机器人。大规模转换的例子已经出现。2010年，在昆山富士康的一个成型车间，搬运、剪料、钻铣、雕刻等工序全部被绿色的FOXBOT替代了，这个温度高达38摄氏度的车间还能在黑暗中运作，因为，机器人不需要光线。
这种“天翻地覆”的改变引起了工人们的感慨。“以前我在的时候，一个机器前站三到六个人加工，”林杰（音），该车间的前富士康工人对我说，“几年前我们就在那里受苦啊。我们累死了，它（富士康）就搞无人自动化了。”
无论是富士康的内部人士，还是其它工厂里致力于自动化的生产经理，都向我预言了今后工厂内工人生态的走向：操作工减少，技术工增多，整体结构（工程师-技工-普工）从金字塔形向梯形转变。
这种转变是逐点、逐段发生的。至少，我接触过的，大部分正在富士康工作的工人，对机器人的态度并不那么消极。在深圳、昆山，工人们跟我说“目前工作还很好找”；而在太原、郑州和成都等富士康的新工业区，工人们还在接受严苛的生产训练——就像各种调查曾描述的那样。
随着采访的进行，我几乎要给这次调查下结论了。在办公室，我畅想着将来iPad生产，会变成汽车工厂里的情形：一列列机器人移动在自动化生产线上，把各种部件拼焊在一起。一个工人的影子都没有。
然而，比尔-威尔在视频里描述的那句话，一直在我的大脑里盘旋。
“制造iPad的流水线真的可以全自动化吗？”我拿着自己的iPad，回想起寻找富士康机器人的初衷，“一部iPad经过352双人手的情景，真的会消失吗？”
我从没有向访问过的人士问起过这个问题。我又重新拨通了知情人们的电话，却听到了一片否定：NO！
原来，在重金属气息没有那么浓重的环节，工业机器人仍不能大展拳脚。
上述那位昆山的科长以一篇报道作为例证。8月，《东方早报》记者在“卧底”郑州富士康时，发现生产线是全手工的：工人们反复从流水带上取下iPhone5的后机壳，迅速贴上胶纸，然后放回流水线上；负责往机壳上按USB胶塞的也是一个又一个工人，“困得不行了，便猛地捶头”。
“工人们依靠的不单单是手和眼，还有手指的触觉。触觉能准确地判断胶纸是否贴牢，或者帮助工人们做出轻捏USB胶塞，然后按到机壳上的动作。这一类工作，如果用机械手那种固定强硬的力度来做，会造成大量工件的损伤。”这位科长说。
这个解释也解答了一类问题：为什么电子制造业到目前仍然在依赖中国工人。或者说，为什么富士康至今仍要在各地全力招工，以应付iPad mini，以及iPhone5爆发性的生产需求。
即使是那些从事机器人开发的业内人士也承认，至少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电子厂，他们很少能见到成功让工业机器人替代包括梳理走线、装嵌电子组件、特定螺丝的穿扣、吸取RT布等人手装配的例子。
“机器人不是万能的。（在电子制造业里）不要说富士康的生产线，国外完全没有人的电子工厂也不多。”深圳众为兴机器人事业负责人常海生说。
不过，即使是手工盛行的装配部门，也有被机器人逐步蚕食的空间。譬如那些来自日本的SCARA机器人，它们有的已运作在富士康的装配生产线上。这些机器人的品牌，大多随“日本制造”而强大，有的起源于1980年代的精工表生产线。
iPhone的设计，使那些拥有精度、柔顺性乃至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找到了电子制造自动化发展的空间。譬如，iPhone5里面已出现了只有1.5毫米大小的螺母，肉眼和人手无法处理向其打进螺丝的工作。
约自2009年开始，一些携带摄像头，能在手机上进行类似攻锁螺丝动作的机器人，也在富士康的工厂里使用了。这使得iPhone和iPad等的装配自动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几乎所有我访问过的机器人业界人士，或者生产车间的组织者，都对这类更精细的机器人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在上海工博会工业机器人专展里，我也看到，在这类小巧的、平台式机器人的展区周围，人头涌动，观者如潮。
“机器人在一些基本任务上表现得十分出色，但是在更加精细的配装工作方面，我们人类则更具优势。”ABB的高级首席科学家 George Zhang 认为，富士康将会逐步使用机器人代替人类工人完成配装工作——“但是至少也要等到 iPhone 6之后才会出现。”
也有人完全不同意机器人可以在电子制造业大展拳脚的说法。台湾研华股份董事长刘克振向我的同事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富士康在工业世界里是一个特例。“唯有它超规模的产能，才能容纳研发和使用大批机器人的空间。对于订单小、变化多的制造企业来说，机器人没有意义。”
现在，西方媒体正期待着依靠精密装配技术的优势，把以电子产品生产线为代表的制造业，从中国拉回本土。10月，《纽约时报》以荷兰飞利浦的欧洲工厂与富士康做对比，描述了前者以128个机械臂细致装配电动剃须刀的自动化功绩，赞美着“机器人把牙签大小的转轴插入微孔中”的精细场面。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作“用机器取代人的革命”。飞利浦首席执行官万豪敦（Frans van Houten）在文章中说：“我看到中国人也将使用机器人。让制造业重返西方的机会窗口，是在中国人用机器人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