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民先要治官。治人的根本是导之风化，而要推行教化先要官得其人。“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即像清除稗草那样清除害民官吏。亲民官吏搜刮过度，会造成饥乏乱逆。劝课农桑要无夺其时，薄赋轻敛要无尽民财（《治人》）。所以，诸葛亮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奉行孔子“举直措诸枉”的思想。他说：“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治国之道，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举措》）他特别强调，举贤要关注隐逸。“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在现实中的人才，有的才高而湮没下层，有的卓绝而不愿出仕，有的不同流俗而不得推荐，有的隐居山林以保全志节，还有的被谗言构陷而遭遇不公。一旦“谗邪得志，忠直远放”，欲求国治而不可得。诸葛亮用十分浅近的比喻说道，入仕如同嫁女，倒贴男家以求嫁出之女，是自失身份的。所以，真正的人才应该由执政者以礼相聘。
在官吏选任上，诸葛亮主张“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举措》）。对于在职官吏，诸葛亮强调考绩黜陟的重要性。“考黜之政，谓迁善黜恶。”君主要做到“进用贤良，退去贪懦”：“劝善黜恶，陈之休咎”（《考黜》）。他从民生出发，列举了考绩黜陟的五个重点，称为“五苦”：一是以权谋私，“或有小吏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左手执戈，右手治生；内侵于官，外采于民，此所苦一也”。二是执法宽严不等，“或有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或有重罪得宽，扶强抑弱；加以严刑，枉责其情，此所苦二也”。三是放纵恶吏，“或有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断绝语辞，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四是任用私人，“或有长吏数易守宰，兼佐为政，阿私所亲，枉克所恨，逼切为行，偏颇不承法制；更因赋敛，傍课采利；送故待新，夤缘征发；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此所苦四也”。五是勒索民众以邀功，“或有县官慕功，赏罚之际，利人之事，买卖之费，多所裁量，转其价数，民失其职，此所苦五也”（《考黜》）。这五苦是民之五害，犯者必黜，无犯者必迁，自然政治清明。从诸葛亮列举的五苦内容来看，其价值取向是儒家的，其管理手段是法家的，是把汉代以来的“霸王道杂之”梳理为制度化建设的思想准则。
考绩和赏罚是不可分割的。诸葛亮关于赏罚的基本思想是：“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他特别强调赏罚的公平，所以，尤其要注意“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与考黜上的“五苦”对应，赏罚上有“五危”：一是“必生可杀”，即对可杀之罪下不了手，如此则“众奸不禁”，必不可久。二是“必杀可生”，即对可以不杀者痛下杀手，如此则“士卒散亡”，其众必寡。三是“忿怒不详”，即意气用事而不守规则，如此则“威武不行”，见敌不起。四是“赏罚不明”，即赏罚的缘由不够清晰，如此则“下不劝功”，上无强辅。五是“教令不常”，即规则不稳定而随意变动，如此则“法令不从”，事乱不理。最严重的是“以私为公”，则会导致人有二心，国家危亡。诸葛亮在赏罚上最为注重如何做到人们心服口服，虽死无怨，他强调，赏罚必须规则先行，条件预定。“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赏罚公正，要做到“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赏罚》）。挥泪斩马谡，最能体现这种公正观。要做到赏罚公正，政务无偏，还要控制喜怒。人的喜怒情感不可消除，然而喜要喜当喜之事，怒要怒当怒之情。“怒不犯无罪之人，喜不纵可戮之士”；反过来，“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理想的君子，应当“威而不猛，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喜怒》），如此方可真正建立领导人的尊严。
对于民众治理，诸葛亮强调儒家思想中的“不患贫而患不安”，同时他又用老子的“损不足以奉有馀”来解释“不均”和“不安”的根源，而关于“躬耕者少，末作者多”的担忧，还带有明显的法家印记。诸葛亮在引用老子的“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时，把紧接着的下句改为“不贵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老子原文为“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把道家的无为变为有为，把儒家的浮饰变为节俭，“各理其职，是以圣人之政治也”（《治人》）。他反复说明倡导俭约、反对奢侈的重要性。以俭治国，是诸葛亮的一个鲜明特色。这一特色，与蜀汉的财政状况紧密相关。
在管理者自身修养方面，诸葛亮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正而影从。“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教令》）然而，在察人方面，诸葛亮则对法家之术有着深入的正面发掘。他认为，“外伤则内孤，上惑则下疑；疑则亲者不用，惑则视者失度；失度则乱谋，乱谋则国危，国危则不安。”所以，术的本质，是以譬喻和推理对事物形成更确切的认知。由此出发，诸葛亮提出了一些普遍性的准则以指导用术。例如，富者得志会导致贫者失时，过于吝啬会带来更大耗费，储藏越多损失也就越多，事多者烦而烦又生于先前之怠。思虑要由近及远，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管理者不求超凡入圣，只求不懈提升。“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阴察》）
治军是诸葛亮的强项，察孔明一生，用兵之短不能掩盖其治军之长。从诸葛亮关于治军的论述来看，陈寿编辑的《诸葛亮集》中，《兵要》和《军令》就占了很大一部分，加上陈寿未收的《兵法》和《十六策》中的《治军》《教令》《斩断》等，可以看出他不但受到《孙子兵法》和《司马法》等前人兵法著作的影响，而且在军队编制、训练、军官选任、军事规则、行军驻扎等方面都有细节上的论述，尤其是通讯器材、兵器用具、机械制作等独擅其长。正如陈寿所言：“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诸葛亮的治军用兵思想可以单独细究，本文从略。
另外，从管理角色看，诸葛亮在蜀汉一身二任，既是最有名的军师，又是最有名的丞相。所以，他的角色隐含着咨询与管理的冲突。当他强调思近虑远、谋略计划时，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其决断能力。他强调“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思虑》）时，就隐约表现出优柔寡断的一面。而当他作为丞相裁决事务时，思虑过多又可能导致其不能大开大阖。所谓“诸葛一生惟谨慎”，正是这一角色冲突的写照。
月照西窗——诸葛亮管理思想杂议
小时候，每逢过年，老辈会在房子窗户上贴这样一幅对联：月照西窗诸葛亮，日出东山左丘明。作为刚刚认得文字的小学生，总是不解其意，后来才知道，这是汉字谐音和转意的灵活运用。明月映照纱窗，老式窗棂雅致的方格洒上一片银灰；红日东升，远处的山丘笼罩着橙色曙光。田园美景中嵌入两位古代伟人的姓名，构成中国独有的文化景观。如果据实而言，窗棂上的光彩，同诸葛亮这位伟人没有任何关系，岂不大煞风景？
诸葛亮的身后功名，恰同这幅对联的“月照西窗”类似，有些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多少还有关联，有些则八竿子打不着。人们所熟悉的“隆中对”，那确实是诸葛亮本人所作，但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等等，则基本上是“月照西窗”。
从历史看，任何人都不敢说所掌握的知识真实无误，但大致可以说，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谋略家和经理人，他对于蜀汉的功绩无人可比。这一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著作论文，不用本文赘言。然而，在三国灿烂的星河里，诸葛亮只是群星中的一颗——尽管十分耀眼，但毕竟不是全部。平心而论，当时有不少人在某一方面可以与诸葛亮平分秋色。论复兴汉室的抱负，起码有一批士人（如荀彧）可与匹敌；论谋略，周瑜、鲁肃等人并不亚于诸葛亮；论君臣相得犹如鱼水，早期的孙权和某些时候的曹操，同他们的谋士大臣之间可能更少猜忌（当然，这一关系主要取决于刘备）。那么，诸葛亮的过人之处究竟在哪里？他为何能获得比同时代其他人大得多的名声？
本文认为，诸葛亮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精神，尤其是他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努力，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气度，那“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的自我证明，实际上，诸葛亮追求的是人生的完善，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正是这种精神，能够引起人们最广泛的共鸣。
正因为如此，对诸葛亮的批评，是许多人不能容忍的。真正对诸葛亮给出严苛指责的，是北魏的崔浩。他在与毛脩之讨论《三国志》时认为陈寿对诸葛亮过于溢美，说：“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踦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他（佗）为偶，而以为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且亮既据蜀，恃山崄之固，不达时宜，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负能，高自矫举。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反；后入秦川，不复攻城，更求野战。魏人知其意，闭垒坚守，以不战屈之。知穷势尽，愤结攻中，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乎？”（《魏书·毛脩之传》）在崔浩看来，诸葛亮不识时务，不自量力，矜才自负，战略失误，连其英年早逝都成为他攻击的靶子。所以，崔浩的批评，后人基本上都不以为然，就连章太炎这样的大家，也以“索虏不窥秦岭以南形势”，而断定“其是非无足辨者”（《检论》）。
然而，崔浩所言难道没有一丁点道理？别的不说，就以治蜀而论，三国之中蜀最狭小，诸葛亮治蜀却最有功绩，这固不待言，史籍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野无醉人。”（《三国志》注引《袁子》）崔浩却说的是光亮背后的阴影，“严威切法，勒控蜀人”。诸葛亮治蜀用刑过严，取民过多，应该说是事实。当时就有人批评道：“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同上注引《默记》）还有记载称：“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同上注引《蜀记》）裴松之在注文中提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尽管有他同法正的对答为其辩护，即刘璋法禁松弛，故纠之以猛。但是，正如裴松之反问的那样：“未闻善政以刻剥为称。”稍微计量一下蜀汉的用兵概算，蜀人负担之重是明显的。诸葛亮的成功之处，在于民众认可了这种负担，“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但万不能认为当时的蜀中就是乐土。
所以，诸葛亮的人格感召，他所代表的进取精神，使后代对诸葛亮的评价往往偏高，这属于人之常情。当人们在接受信息时，那种与自己的价值观相反的信息，不但会被有意识摒弃，而且还会被无意识遮掩。例如，诸葛亮事必躬亲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然而从汉代起已经有了丞相不问小事的传统。诸葛亮的主簿杨颙曾进谏道：“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并以丙吉不问命案、陈平不知钱谷为例批评诸葛亮，“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三国志·蜀书·杨戏传》注引《襄阳记》）对此，王夫之辩解道：诸葛亮以“宁静可以致远”闻名，所以不可能热衷于繁苛小事，他作为丞相而事必躬亲，肯定有其不得已之处。要做到不亲小事，必须“下有人而上有君”。诸葛亮上不能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下没有类似于曹操下属的众多人才。“任李严而严乱其纪，任马谡而谡败其功，公不得已，而察察于纤微，以为訏谟大猷之累，岂得已乎？”（《读通鉴论·三国》）王夫之的辩护看起来有理，却经不起推敲。“宁静致远”作为个人修养方式，是否肯定就能养成政务上不亲小事的习惯？下属不给力，执行多谬误，是否正是事必躬亲所造成的？这些问题，没有是非分明的答案，人们的价值倾向不同，会接受不同的解释。再如，有一篇当代论文，论证关羽之死是诸葛亮假借吴军之手而翦除之，以扫清其丞相之路的障碍，虽然论证不乏学术思考，但因为该文阴谋论的气息过于浓厚，所以本文也不愿采纳其观点。这种研究中的日积月累，最后导致对诸葛亮的不断拔高。
在对诸葛亮评价中，动机与效果，人格与事功，史实与演绎，深明大义与小肚鸡肠，个人得失与情境影响，不同角度会给出不同说法，几乎处处表现出两种倾向，而不同倾向的观点，都能得到资料支持。于是，诸葛亮的整体形象越来越高大，但“翻案”式的文章也会时不时冒出一篇。读者往往各取所需，作者往往有所隐讳，而且这种选择与隐讳更多地发生在无意识层面，这是研究诸葛亮的管理思想必须注意的现象。一般来说，学界往往还比较重视史料的梳理和考证，而民间则更加偏向情感偏好上的可接受性。例如，永安托孤，刘备有言“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语，学界的传统观点是君臣相得，互信无疑。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其中不乏猜疑之心，或者干脆说成“乱命”。还有学者认为是为了平衡蜀汉两大集团（刘璋旧人和刘备新人）之间的关系，为诸葛亮制约李严留下余地。对于这些说法，民间社会通常会不自觉地拒斥，而以君臣相得之说维护刘备与诸葛亮之间鱼水之喻的美好形象。
关键在于，月照西窗，西窗的光亮同诸葛亮本人无关。但是，西窗的光亮却有可能给他人映照出解决管理问题的路径。因此，即便是夸大的诸葛亮（也包括丑化的诸葛亮在内，方向相反却逻辑一致），夸大之后又成为新的思想资源。研究管理思想，不但要注意当事人本人的思想，还要注意后人对其发挥展开而形成新思想的机制。这种新思想可能依然托名前人，也有可能改头换面。思想史的魅力之一，就在于揭示思想衍化变形中的逻辑和情感。而诸葛亮的管理思想，可以给我们从事这种揭示工作提供一个内涵丰富的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