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有限的知识储备中，生活在战国末期的商鞅先生，一直是作为一位勇于改革的正面形象予以定位的。大概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就看过一本赞扬商鞅变法的连环画，那上面叙述的一些故事，至今也还能记忆一二，如商鞅的“千金市木”，等等。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我对这位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改革者在三秦之地的所作所为，却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特别是去年七月间，有幸随同本地的一个旅游团去了临潼等地凭吊了秦国以及后来的秦王朝的众多遗迹之后，对这位据说是造就了大秦国的辉煌历史，为以后的秦国武装统一华夏、建立秦王朝奠定了基础的“总工程师”和那个威风无比的秦国政治，竟产生了一种视若寇仇的愤懑情绪。可以说，临潼之行使我更加直观地看到了商鞅变法在富国强兵的所谓“进步”的一面之外，其所蕴涵的更深刻、更广大的“反人类”的精神实质，也更加直观地理解了什么叫做“暴政”，以及暴政的残酷性和其血腥的丑恶面孔。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应该属于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我对法家素来没有研究，但顾名思义，法家大约就是主张以严刑酷法来对付百姓以求天下之大治的政治学派。清初著名学者王夫子在其《老庄申韩论》中，谈到同为法家代表人物的申不害、韩非时，就极为尖锐地指出了法家人物的共同“软肋”，说他们是“损其心以任气，贼天下以立权，明与圣人直道背驰，而毒及万世……后世之天下，死于申韩者积焉。”对于法家学派，这的确是再深刻不过的诛心之论了。而商鞅既厕身于法家名家之列，一旦由一名落拓在野、不甚得意的小人物，忽然一朝得势于“伯乐”秦孝公，成为左右秦国政治风向的中枢名臣，则自然就要坚定地实施其政治主张，于是，在战国版图上偏安西北一侧的秦国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法家治国”的一个样板工程。
法家干将商鞅先生谋后策划下的秦国到底是如何被“法”所治理的呢？换言之，在商鞅的运筹帷幄下，秦国的法律到底严峻到了什么程度呢？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用去全面地查阅历史文献，我在临潼博物馆的一块关于“秦刑法”的小小的展板上就找到了其部分的答案。
在临潼博物馆的这个展板上，一共介绍了大秦国的十一条刑名，并捎带逐条做了简要的解说。我相信，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现代人在看了这十一条的刑名和解释之后，都会和我一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譬如，在堂堂的大秦国，光是“肉刑”就有许多鬼名堂罗列期间。具体而言，就有“髌”、“劓”、“黥”、“宫”、“笞”等诸多眉目。在现代汉语中，以上这些字眼早就和与其相联系的刑名一样，成为只在字典里面出现的“僵尸”了。但是，在当年这些字眼却是被时常使用的鲜活的热烙词汇。其中，“髌”就是抽去犯人的膝盖骨：“劓”就是割去人的鼻子：“黥”就是在人的脸上刺字：“宫”就是割去男性的生殖器：“笞”就是鞭打（此风据说在如今的新加坡仍颇风行，凭此一点，就可以断定新加坡的文明程度不过如此而已）。以上这些刑罚虽不至于致人死亡，但其中的任何一种刑罚都足以给当事者造成巨大的生理和精神创伤，都应该被列为极端污蔑人类、极为下作的酷刑之类。
在我们现代社会里，“枪毙”应该算是一种最为严厉的死刑刑罚了。但是，“枪毙”纵然再不人道，但倘和大秦国执行死刑的众多办法比起来，就难免要相形见绌了。在这个国家，“一刀枭首”和“绞死”大概要算是两种最轻微、最痛快的死法，其余的则在在都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比如：“腰斩”就是将犯人拦腰砍断，其所追求的效果大概就是不让犯人能够速死，借以加大受刑者的恐惧和痛苦，也让旁观者能够延长他们变态的“审美愉悦”。而“车裂”就是用五马分尸的办法肢解人的身体，其追求的大概是一种轰轰烈烈的效果。至于“戳死”，就是将犯人剁成肉泥：“烹”则是将人活活煮死，发明这些刑名的人想来是从屠夫屠猪狗的种种行为中得到了灵感，或者干脆就是“屠夫”出身，否则，即使想象力再丰富，也是很难琢磨出此等办法来对付自己的同类的。
于上述恶法比起来，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参夷”和“连坐”这两种刑罚。“参夷”就是一人犯罪诛杀九族：“连坐”就是一人犯法，亲戚朋友乃至邻里乡亲一起跟着倒霉。一人犯法，与他人何干？如此凶狠的办法，真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又是怎么实行起来的。
似乎是在转眼之间，大秦国扫灭六国的辉煌就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的时间不能算短，但是当我站在临潼的博物馆里仔细地阅读这些刑名的时候，盛夏之际的耳根之后仍然有一种冷飕飕、阴森森的感觉。我实在无法想象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像我一样的小老百姓是如何打发每天的生活的，“生不如死”大约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吧。
是的，通过法家大师商鞅先生的严刑峻法，秦国的确是逐步走向了强大，并终于建立起了更加强大的秦王朝。但是，这种在丧失了起码的人性、一味的强权高压之上建立起来的所谓“强大”，对于生活在其中的草民而言，又有多少积极的意义呢？
而且，从对大秦国诸多酷名的梳理中，我自信也揭开了秦国之所以能够灭亡六国、天下无敌的理由。大家可以想象看，在这样的一个非人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士兵，他们的身上还能保有多少作为“人”的品质呢？当人的品质消失殆尽，兽性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点很像南京大屠杀场景中的日本士兵），这样的恶魔主导的禽兽不如的军队，又岂能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吗？
不幸中的万幸是，虽然当下“国际级大导演”张艺谋们对于秦国的暴君和暴政颇为激赏，以做暴君的“知音”为盼，硬要把秦国的继承者秦始皇这个千古暴君当成“英雄”来赞扬。但是，对于秦国的暴政设计者商鞅以及这个国家所建立起的秦王朝，历史的主流声音则几乎是清一色的同声讨伐。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这样评论道：“秦之失道，自有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殊死为经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方其法之行也，求无不获，禁无不止，鞅自以为轶禹、舜而驾汤、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后知为法之弊。”更有学者甚至这样诅咒：“（商鞅）车裂不足以蔽其辜也。”（陈沣：《东塾读书记》）
历史就是这样玄奥，其本身往往充满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吊诡之处。多少有些讽刺意味的是，挖空心思想靠严刑酷法来打造秦国强大之梦的“法家天才”商鞅先生，最后的结局竟然也是被他服务的秦王以“车裂”处死，这大约也算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一种报应吧。
在重温了中国历史上的那段黑暗的岁月之后，现在我对历史上的这位“改革家”商鞅先生和他所服务的秦王国以及后来的秦王朝，只有两个字的评价：恶毒。似这样的国家纵然再强大，再所向披靡，再威风八面，也只能是地狱，而决非是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