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摄影师卡蒂埃。布列松有个很牛的“决定性瞬间”的说法，牛到全世界的摄影师都将之奉为金科玉律。所谓“决定性瞬间”指摄影者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将形式、设想、构图、光线、事件等所有因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如是，无论轮胎还是水洼，或者一个跳跃的人，在某一时刻都各得其所，显露出非比寻常的意义和美。
实际上，小说家早就那么干了，比如茨威格，在他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习惯的写作套路是，将某人描绘成天资鲁钝却天降大任的家伙，改变人类命运的“决定性瞬间”往往落到这些凡人头上，充满了诸如“他只想了一秒钟，这一秒钟改变了欧洲历史”的描写。后来村上春树也学着这么写，他说年轻时有一天他坐在棒球场的看台上，一只球正在飞过来，突然间一个念头从天而降，他决心当一个小说家。这是他人生的“决定性瞬间”。再后来，我们发现唐骏居然也这么干，以至于在他的演讲中，他的出现或淡出，可以成为改变微软历史和中国经济的拐点……
扯远了，但是我在编辑桌上这30多页的封面专题时，却不时对这样的瞬间有那么隐约一瞥。我不是说我们这次破天荒地把愿意出镜的采访对象约到摄影棚中就能拍到布列松的地步了，也不是说在这个《Vista看天下》史上最庞大的封面写作中在有意向大师致敬，这些图片和稿件，佳未必佳，诚则至诚，它们独立指向又互相印证地呈现了当下中国职业状况的一个横切面，显露出非比寻常的意义和美，如果将之当作广义的“一瞬”，我亦相信其间有其“决定性”。
个人职业的新范式之所以能对国家和时代产生某种“决定性瞬间”，乃是因为中国一直是身份社会，所谓身份社会，是指个人权利与所从事的职业和家庭出身有关。家庭出身对事业成败起到关键作用，职业成败反过来又会影响身份升降。从事某种职业历来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着不慎又祸及子孙。而在如今这个横切面上，我们却能看到某种拐点。
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在封建社会，别看它号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在个人，无论他多么出色，他仍旧被禁锢在某种身份等级之下；而在当今社会，不但职业种类发展到“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和1838种具体职业”，而且其就业方式、职业地位、成功标准、流动形式、职业身份的认同、新职业方式对人类生活习惯的影响，都跟以前发生了无法比拟的变化。它不是几十年前打破大锅饭式的那种剧变，它不与传统价值割席断袍，却与之渐行渐远；它不是革命般的破坏性力量，是安静生长的力量，却强大到没人能挡住它破土而出。
怎么说呢，我尽量不去对这样的变化做什么盖棺定论的价值判断，现阶段，它更值得我们观察和记录，从普通人的故事开始。在这个巨变的年代，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和一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像蛋壳一样被剥离土地、工厂和学校，而“蛋”的价值则在资本和行政力量手中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太阳升起太阳落下，日复一日地照耀着这片土地的伤痕；但另一方面，这个时代也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在之前的任何时代，这种可能性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离马克思的理想那么接近，人身对于组织的依附性和体制对个人的禁锢也从来没有这么孱弱过。我们理应对仍在不断发酵的职业裂变抱有审慎的乐观。
在选择这期封面专题所要呈现的职业时，百度当今最赚钱的十大职业是：1计算机软件开发商；2建筑承包商；3律师；4注册会计师；5证券经纪人；6广告人；7现代直销商；8特种养殖（种植）主；9整容医生及美容师；10公关人。但最后我们没有按照这样的价值标准选取。同这个时代一样，媒体所提倡的职业成功标准亦应有所变化，新一代人的职业成功标准更多地强调职业生涯的目标是心理成就感，他们对地位并不过分看重，但希望工作丰富化，具有灵活性，并渴望从工作中获得乐趣。心理成就感更大程度上由自我主观感觉认定，而不仅仅指对个人晋升、加薪等的认可。
我们最初只想做得更“不俗”一点：比如玩游戏玩到利润率超过房地产的网游策划人；比如不但自己“性解放”也要解放他人的情趣用品店老板和不再为领导人服务转而为先富起来的那批人操心的私人医生；再比如一位我的前同事，在花自己的钱游遍全世界五大洲之后，他现在终于花外国人的钱带着一帮文艺青年游遍中国了；你在这里还能看到《在云端》和《入殓师》的中国版，
八宝山入殓师
你会发现八宝山的故事比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还精彩得多；基于“狭义”的不俗，我们甚至还选取了一僧一道，最后的呈现也让我欢喜，在这贪嗔横行一往无前的时代，他们追寻的是另一番“自由”。你会发现我们选取的这些职业和职业人都是普通人自身努力的结果，你还会发现在这个封面专题中我们仅存的志向在于重申那个又红又专的常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砸人饭碗”也可以如此温和裁员顾问Mark的私家秘笈
绝大多数情况下，Mark一旦开始工作，就意味着有人即将失去工作。
如果你在所供职的公司走廊或者电梯间中偶遇这个西装革履目光温和的中年男人，那么不出几天，你就会发现格子间里开始有人窃窃私语，而另一些人，则神情落寞地把办公桌里的东西慢慢收拾到纸箱子里。
某种程度上说，Mark的工作目的，就是让“丢饭碗”这个看似残酷的过程更加温和、专业甚至不乏希望，套用电影《在云端》里的一句台词，“我们的工作很残酷，让别人陷入绝望，但我的方式为他们保留了尊严。”
半年前，Mark供职于一家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和职业生涯转换咨询公司，而此前，他已经有了近二十年的人力资源从业经验。
“裁员咨询只是我工作中的一部分，专业的说法应该叫做‘职业管理顾问’。”电话里，Mark的声音很坚决。
“砸人饭碗”也可以如此温和裁员
几家欢喜几家愁
Mark服务的客户大多是世界500强企业，但不论在哪儿，他的办公场所常常是一个单独的小会议室，在这里，他等待着那些刚刚得知自己将要离开的人。
与电影《在云端》殊为不同的是，Mark并不会像电影中的男主角那样，直接对人们宣布被裁的消息。“我相信在国内，应该没有那种由顾问代替人力资源经理来裁员的情况。因为这样做真的不太专业。”
即便如此，Mark所在的小会议室，仍然是大部分被裁员工得知自己丢掉工作后第二个到达的地方，从这里开始，他们将要接受为期一个月至一年的职业辅导。Mark将会帮助他们分析自己的性格，拟定下一步的求职计划，最后推荐一个适合的职位。工作非常细，甚至具体到求职简历的撰写和修改。
看上去，这是一个充满建设性的工作流程。然而，当人们还没有从失去工作的惊诧、失望甚至愤怒的情绪中走出来的时候，初次的会面往往并不那么令人愉快。
“通常的情况是员工反复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更激烈的情况也有，哭的、叫的、拍桌子的，到冷笑着说‘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各种类型的人都碰到过。”Mark说。这时候，他常常会安静地等待对方的负面情绪倾泻出来，给他们倒上一杯水，然后以“我知道这对你来说非常困难，但是……”作为开场白。
事实上，对Mark来说，那些泪水、质疑和高声咒骂并如果你在所供职的公司走廊或者电梯间中偶遇这个西装革履目光温和的中年男人，那么不出几天，你就会发现格子间里开始有人窃窃私语，而另一些人，则神情落寞地把办公桌里的东西慢慢收拾到纸箱子里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一言不发。
“我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到我这个房间来之后，你说什么他都点头，好像根本没有在听一样。然后他最后给你来一句，你知道吗？我后天结婚。还有的人坐下来后一句话都不说，只是从钱包里拿出自己的身份证，然后平静地说今天是他的生日。
“如果换成你，面对这种情况，你怎么办？我不能说生日快乐，我也不能说恭喜你或者怎么样，我会问他，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听听他的感受，然后再和他一起想想解决之道。”
尽管有着专业的应对方式，但这样的情况还是越少越好。裁员之前，Mark通常会向客户开列一个问题清单，包括了解被裁员工的家庭状况，是否会产生额外负担等等，尽可能避免对被裁员工的心理造成不应有的伤害。实际上，不少人也会更加理智地对待，还有的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Mark曾经面对一名在外企中做到行政经理级别的女员工，听说自己要被裁时，表现简直可以用兴高采烈来形容，就连“阅人无数”的Mark也觉得很诧异。
“她很兴奋地问我关于裁员补偿的事，后来我才知道她怀孕了，本来就打算辞职回家安心待产，这样一来，她就能拿到近两年的薪水作为离职补偿，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能让她和小宝宝的生活从容很多。
Mark的裁员秘笈
对于一家已成规模的大公司而言，裁员往往是最后的选择。因此，裁员工作的进展如何往往关乎企业的公众形象，对留下的员工心理上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正因如此，他们才会找到Mark和他的同事们。
Mark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客户，在最后阶段才找到咨询公司，前期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充分，发生的事情令人啼笑皆非：“先是告诉这个员工你被裁掉了，后来过了两天告诉他，你被裁错了，这样吧，你还是回来上班吧。”
如果Mark他们提前介入，他们通常会建议公司提前跟所有员工谈话，宣布公司面临的困境和减人的计划，而不仅仅是跟被裁者去谈，然后会对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进行一个培训，告诉他们和员工沟通时有哪些技巧和注意事项，遇到突发情况时应该如何面对。
“单刀直入是必须的，直接说公司有一些战略调整，只能做出一些决定，需要你离开公司。而不是说先介绍一下国际形势是这样的，公司的形势是这样的，你们部门的形势是这样的，那样极易遭到员工的反感。”Mark说。
“当然员工有时候会问，是谁做的决定，是谁让我走的，为什么张三不走我走？这种情况都会有，人事经理决不能陷入和员工的争论中，而要尽快谈到后续补偿的具体内容。”
Mark会指导他的客户：向员工宣布裁员决定的时间要选择在一天和一周的开始，最糟糕的时间是在周末和假期开始前。
其他的注意事项还有很多，比如不要谈及其他员工或是进行比较；不要说你个人也不赞成这样的决定；不要说诸如“你正好有时间去休个假”或者“天知道我又还能在这儿呆多久”这样的话；更不要提及自己对此事的感受……
与之前的工作相比，Mark的工作重心还是在裁员之后。他会向被裁者提供职业辅导，既包括职业空窗期心理上的调适，也包括求职过程中的具体指导。比如，他会告诉对方，怎么回答孩子“爸爸你怎么不上班了”这样的疑问。
“你可以用一些正面的方法，并不是说爸爸没有工作了，而是说现在爸爸的工作有一些调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有很多时间在一起了，你还是需要跟孩子去游乐园，去沙滩，看打排球……”Mark说，“总之，不能让焦虑占据了你的生活，应该合理安排时间。”
为此，Mark所在的公司甚至还推出了这样的服务：通过预约，客户可以每天还是像平常一样按时出发，按时和孩子道再见，然后到他们提供的办公室“上班”，使用电脑、电话和传真机。
当然，要享受到这样的服务，客户公司自然也要付出不菲的费用。根据服务期的长短，咨询费从每人近2万元到7万多元不等，在此期间，被裁员工可以通过电话和邮件向顾问咨询，顾问也必须主动完成按小时计算的面谈服务流程。
尽管收费高昂，Mark他们的工作日程一度排得非常紧密，忙不过来。“08、09年的时候吧，我手头曾经同时有4个单子，分布在4个不同的行业，其中有一家一下要裁掉几百号人。仅仅在北京，我们的业务量至少超过了预算的两倍多。”
放松心情，享受生活
对Mark来说，公司业务量的上涨也意味着自己工作压力的加大。“最紧张的时候，我每天要对三、四个人进行一对一的辅导，每个人大约两小时，中间还得进行准备和总结，一天下来，经常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不可避免地，客户的焦虑情绪也会感染到他。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他就会跳进泳池或者走进高尔夫球场，或者和家人一起到国外旅游购物。“听说有人郁闷的时候会扔个玻璃瓶子什么的，我可不会那么干。”Mark笑着说。
半年前，Mark还是离开了所供职的那家咨询公司，如今，他正在帮自己的家族企业做一些人力资源咨询工作，而他的下一个职业目标仍然是回到企业中去，做覆盖全国乃至亚太区域的培训。
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离职和工作压力存在直接关系。“对每个人来说，职业的转换也许正意味着机遇的到来，灰暗并不是它唯一的颜色。我热爱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做裁员服务还是培训，同样是帮助别人。”
人没成明星狗成了明星
金牌牵犬师方舒：“做狗不容易”
方舒，27岁，曾经做过演员和酒吧驻唱歌手，在加拿大留学期间对养狗产生浓厚兴趣。她有三年牵犬师经验，拥有自己的犬舍，带着爱犬凯利蓝梗，参加国内外各种犬赛，获奖无数。
牵犬师
方舒从小跳民舞，跳了14年。后来，大腿拉伤了，放弃跳舞，到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学声乐。1998年冬天，接到老年艺术家协会的电话，只身来到北京进修，在麦子店租了一间每个月300块钱的平房，第一次过地下通道，她站住看地图，一阵冷风吹过，地图就两瓣儿了。
“那时候我想当明星，为此还做过群众演员，在高宝宝主演的《爱上你不是我的错》里说了句台词，挣了500块钱。刚来北京，爸妈每个月给2000块钱，后来在酒吧驻唱，每天三个小时可以挣150块钱，就不问家里要钱了。”
后来方舒又考遍了北京的各种艺术学校，1999年终于考上了中国歌剧舞剧院，还曾经在中日青年歌唱比赛上拿了第三名。
“没用的。”方舒强调着，她有个一起唱歌的姐们儿，唱得挺好，家里有钱，就花了200多万：买词、到各个电台“打榜”、在各类杂志上做宣传，但是一直都没有想象的那样大红大紫，方舒的明星梦渐渐幻灭，更让她动摇的是酒吧一起驻唱的两个男的，“30多岁，承德歌舞团科班出身的创作型歌手，唱得不比‘水木年华’差”，抛开家里的老婆孩子，还是一样和方舒住平房，每天挣150块，仿佛让方舒看到了10年后自己的命运。
方舒曾给CCTV9的一个节目跳过一段舞，拍了个片头，那已然是她舞蹈生涯的最高峰，也是其后她人生峰回路转的开始。
“北漂”时间一长，方舒觉得做明星没戏了，于是就在2002年去了加拿大，在UBC（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声乐，想回来做个老师。
“那时谁都没想到我会做牵犬师这一行。”方舒说。实际上，直到今天，牵犬师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职业。
“狗选了我”
在加拿大读书期间，方舒在社会救助站做过义工，照顾流浪狗。有个义工是犬舍老板，看着他跟狗说话的样子，方舒这个小时候见着狗都绕开的女孩，也慢慢喜欢上狗了。
回到国内，方舒开始想念和狗在一起的日子。2005年，她托了很多朋友，从美国买回一对凯利蓝梗，一公一母，艾米和恩迪，花了12万人民币。
艾米刚到家时，因为爆竹声吓跑过一次，大冬天的找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才找到。“狗回来了，我觉得和这狗是有缘分的。没过几天，艾米还产崽了。这真是天意！买回来都不知道是怀孕的。我下定决心，要做好这件事，因为是狗选了我啊。”
生了小狗，开始搬家。从一个人带狗住一套三居室，到带院子的一楼套间，但是住在楼房里总有邻居投诉，平均七八个月搬一次家。最后，在后沙峪租了两亩地，这就是泰瑞狗舍。
好多人都不理解，20出头的姑娘怎么搬去农村住。“我很快乐，虽然生活质量降低了。”牵犬师这行，要想做好，门道不浅。“啥都要学，包括狗的基因学。”
方舒养的凯利蓝梗是爱尔兰的国犬，国内很罕见，几乎没有中文书目。只能浏览国外的网站，满是英文的专业词汇，读完几遍都不知所云。起初给狗美容，她就把网页图片打印
出来摆在一边，在小狗身上开始，尝试不同角度的剪法会使狗毛呈现出怎样不同的效果。
牵犬师和犬舍一般有卖狗、寄养、美容三个途径挣钱。方舒的泰瑞狗舍，一共投入超过100万，但是几乎不挣钱。方舒不提供寄养，“太费心”，只做美容，范围还很小，一般
都是买了她狗的客户把狗送回来做美容。普通的狗做一次美容300块，赛级犬，就是比赛的狗，则要一两千。广州、杭州、上海、兰州都有她的客户。“快要比赛了，他们提前一个星期把狗空运过来，做一次全面美容。”
狗舍的狗参加在中国的所有比赛都是没有奖金的，最大的挣钱途径就是卖狗。她的凯利蓝梗犬种优良，价格不菲，最便宜的也要1万5，最贵的卖过12万一只。
“只要有比赛就能看到我和我的狗”
最初，泰瑞狗舍没什么名气，宣传途径比较少，只是在网站、《宠物派》杂志打广告或者是打比赛——当然，带狗参加比赛是牵犬师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很多人去看比赛，比赛赢得多了，圈里名气大了，客户会进行口碑传播，自然有人找上门来。因此，开始干的时候，方舒频繁地带狗打比赛，“上海、西安、杭州等等全国各地所有的比赛都参加，只要有比赛就能看到我和我的狗。”
参加比赛，一只狗的报名费300块，机票、住宿也都是自己掏腰包。狗“坐”飞机，要配专用的航空箱。按照机场的要求，方舒给每只赛级犬都买了航空箱。一般国产的700块一个，进口的两三千块一个。只带一只狗的单场次外出比赛，全部费用在三四千块。
为了防止狗晕机，上飞机之前不能给它吃东西。还要嘱咐机上乘务人员，给行李仓加氧气，“要给机长直接嘱咐，上了飞机还要继续找乘务人员交代，一路上都提心吊胆。”
一般人在机场托运个行李都嫌麻烦，何况是托运狗，抵达比赛地之后更是一刻不能消停。方舒和狗一般会提前一天到达比赛场地，当天进酒店就开始洗澡、吹风。比赛当天，早早起床给狗重新洗澡、吹风、造型、定型，完全是大明星的架势，准备过程大约要三四个小时。比赛往往分犬种分别进行，狗和人都要在场边等着，有时上午“打扮”漂亮了，成绩也不错，得了本犬种冠军（B.O.B），而犬组冠军（B.I.G.）、全场总冠军（B.I.S）在下午比，可是狗的毛等不到中午就塌下去了，又得争分夺秒，重新来过。狗可以间或休息一下，牵犬师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
但方舒觉得这些都值。“牵犬师平时虽然苦点，比赛时就帅多了，把一只乱七八糟的狗收拾得漂漂亮亮的，还拿各种奖项，多自豪啊。”培养一只赛级犬很不容易。每个犬种都有各自的标准：骨骼、牙齿的咬合、耳朵和尾巴的位置、头和脖子和躯干的比例等等。
方舒入行的2005年是这个行业在国内刚刚兴起的时候，一年两三场，到现在，一年可以达到10场比赛，裁判全部是从美国专门请来的。一场比赛一般有100多只狗参加，不同的犬种不同组别。比赛时，全部狗进场，裁判就过来，掰开狗嘴巴，看看它的牙齿，然后从上到下，从头到尾地审核。审核通过，才能开始比赛。
狗比什么呢？其实就静态和动态两个部分：静态就是“站姿”，静态的动作，就是靠天天练习。狗也有‘内八’、‘外八’，方舒每天陪它们站三个小时，一点一点纠正。站的时间从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慢慢延长，直到“stay”口令一出，狗像条件反射一样，立刻保持前直后挺的姿势，像一个模特一样，往那儿一站，一个POSE就摆好了。动态就是比“走”。每个犬种的速度是不同的，如果是一只小贵妇，要求的速度就会慢一点，体现“贵妇”的典雅；如果是阿富汗猎犬，就必须快速“跑”起来，才能体现狗的姿态美；而梗犬的速度不能快也不能慢，要体现出狗的威风，这个是成熟牵犬师才能掌握的感觉。
一天生活的节奏都随狗而动
方舒一般5点起床，因为狗一见光就醒了，狗醒了，她也就必须要醒了。
接下来，一天生活的节奏都随狗而动。接下来就是穿上防水长围裙，把笼子一个一个地打开——60多只狗是不能关在一起的，用铁栅栏分开。
对于赛级犬，一天中最重要的事就是“练功”——行话叫“吊台子”。台子在场地的正中央，小狗的“游乐场”在四周，这样的设计，所有的狗都在方舒的视线范围内活动。
“上午的‘训练’时间长一些。‘站’一个半小时，‘走’一个半小时。这三个小时，我会寸步不离地跟着。站在美容台边，发现腿弯了，就给它掰过来。尾巴垂下来，就扶起来。其实，更多的还是保护它。练一会儿，就让它休息一会儿。”
方舒说，目光不能从狗身上离开太久，因为台子很高，狗站不住了，从台子上摔下来是很危险的。有一次，她带着狗到外地打比赛了。保姆刚给狗洗完澡，放在台子上吹风，别的狗打架，保姆没经验，直接去拉架，刚一离开，台子上的狗就摔下来，腿断了。和人一样，狗也得打石膏、上夹板，看着狗可怜的样子，方舒心都要碎了。那以后，所有赛级犬，方舒都坚持自己打理，自己看护。
赛级犬上午的练习告一段落，方舒把狗拉回狗舍，打开收音机。“天天调频97.4，要‘学习文化’，我希望它们在快乐的环境中成长，心情好，心理素质也会好，听说还能增强
抵抗力呢。“方舒解释着，不过，不管什么音乐，大部分狗听一会儿就乖乖睡着了。”有的狗还会跟着节奏唱歌。“
下午两点，照旧开始“练功”。“世界杯上下半场还会换人，赛级犬就天天这么训练，做狗很不容易，做一只赛级犬尤其不容易。”方舒感叹着，“狗怕热不怕冷，冬天它还好，我就惨了，棉衣棉裤，北京的风大，不说狗‘站’不‘站’得住，人都站不住。”
“最好的状态：东边场地的狗没打架，西边场地里的狗也没打架，中央的狗在‘练功’呢，我就特安心。”方舒笑着回忆。
2008年的时候，北京奥运会开始“打狗”，肩高（狗肩膀到地面的距离）36厘米以上的狗不允许进入五环，而凯利蓝梗等中型犬的肩高都超过这个标准。方舒的生意开始不好，
客户只能来自外地，在贵阳老家的父亲病危时，她把剩下的狗都送了朋友。
方舒现在已经不养狗了。
“经常有身居高位的人南下来找我”
风水师熊神进
有一对在某个城市地位显赫的夫妇专程到澳门来找他，要求他帮忙给孩子取名字，但他看完两人提供的资料后，却一口咬定那个孩子不是他们的，在追问之下，两人承认孩子其实是收养的。
通电话时，因为怕记者对粤语不熟，熊神进语速很慢，声音听起来有点柔软，这对于讲粤语的人来说不算常见。
风水大师
在澳门和香港，风水师熊神进是个有公众知名度的名字，他在电视台和广播里出现，头衔是“玄学家”。二十几年前他留学结束来到澳门，像我们在街头随处可见的江湖术士一样，在澳门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大三巴门口摆摊算命，“积累经验非常重要”。
因为准确预测了一对葡萄牙上流社会人士的婚姻，熊神进开始在这个行业声名鹊起。“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澳门都是外国人说了算”，提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特意加了一句。
这种名声以某种低调的、口口相传的渠道渗透入内地，“经常有身居高位的人南下来找我”。有一对在某个城市地位显赫的夫妇专程到澳门来找他，要求他帮忙给孩子取名字，但他看完两人提供的资料后，却一口咬定那个孩子不是他们的，在追问之下，两人承认孩子其实是收养的，因为婚后一直不能生育，却又碍于面子讳疾忌医。
熊神进的玄学之路始于家学渊源，他的家族几乎全在东南亚从事玄学工作。玄学家总是给人以神秘的印象，但熊神进其实有问必答——玄学“跟变魔术很像，你明知道是有一套技巧在的，但是你还是会惊叹于你所看到的东西”，“做我们这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服别人相信自己”。
跟泰国著名的“白龙王”或者“四面佛”之类的玄学界知名人士不同，熊神进并不热衷于把自己神化。他位于澳门大三巴街11号华发大厦D座1楼的办公室里，各种服务都
是明码标价的：
项目价格项目价格项目价格
问事每件200元配婚500元择日300元
改名600元简单掌相八字500元铁板全相3万元起
流年运程300元风水布局1200元起剖腹择日3000元
这令他看起来似乎更像一个生意人，但他表示大部分的钱都捐了做善事，“我个人的生活非常简单，很多人到我办公室来都对这里的朴素觉得奇怪，但我对我现在的收入和生活都非常满意”。
“当玄学家没有‘下班’这个说法，一天24小时都会有人来问我这方面的事情”。他的博客上有关于星座、生肖、风水、塔罗牌等等很多不同文化背景里的玄学内容，记者问他：“这些东西难道不会互相矛盾冲突吗？”
熊神进的回答干脆得有点出人意料，“矛盾是肯定的，根本上来说是原理不同的东西，关键看你怎么用，或者说你信什么。”
“这行业是有禁忌的，比如说你不能使用巫术，或者强硬地介入一个人的命运。”因为常年吃素，熊神进说自己具备一种被俗称为“开了天眼”的能力，“我曾经见到过一个邻居身上被厄运环绕着，但我不能就直接去跟他说你现在怎么怎么样了，我只能间接地令他改变他本来要做的事情。这个时候说服力就显得很重要。”
令人意外的是，熊神进表示在“超度”这个方面，做得最多的对象是被流产的胎儿。他说他曾经碰到过一次非常“厉害”的对手，因为怨恨，那个孩子无论如何也不肯去投胎，他不断劝说之后，那个灵魂对他说，“让我把你的女儿带走，我就去投胎。”熊神进说，这是他职业生涯里最惊恐的一次，“我又不是圣人，我就这一个女儿，她只有几岁而已”。经过
某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讨价还价”，充满怨气的灵魂让步到只是令他的女儿生病，最后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了。
记者不无担心地问他：“那您的女儿真的生病了？”
“没有，”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LP中国版创制者
他的工作是花别人的钱旅游
2010年6月末7月初，一则发表在中国文艺青年聚集地豆瓣网上的招聘启事被广泛转载：2010最值得期待的工作——LonelyPlanet（以下简称LP）中国旅行指南招聘作者。
文中写道：LP将提供旅行经费、专业的保险和著作权。作者要做的是：抽出2-4个月的时间，在指定的地区（通常一个省/市），进行实地调研，探索不寻常旅行路线，寻找完美的旅馆和最棒的餐馆，然后把所见所闻用LP的体例记录下来。
旅游
用旅行写作预防老年痴呆1970年，新婚旅行归来的惠勒夫妇在厨房餐桌上创作、手工校对、剪裁并装订完成LP第一本指南书《便宜走亚洲》。40年后，LP作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旅行指南，推出了“中国旅行”系列。
三里屯北小街是北京使馆区中一条静谧的林荫道，沿着涉外超市、意大利餐厅、德国酒馆一直往里走，尽头有几栋不起眼的1980年代老民楼。赋格把自己在北京的家安在这里。
赋格是LP中国的内容创制者。这几个月，他一直深居简出。厚厚的资料堆满了他的案头：邮件、相片、记事本、书信、手机及电脑笔记……各种形式的各种素材整得他头皮发麻，眼圈发黑，他腼腆地笑，“忙得最近才把堆了两个月的衣服洗掉”。他在给自己施压，必须尽快把手中的《四川和重庆》一书完成编辑，然后着手写《青海》。这两本书连同之前已经出版的《云南》，同属LP中国旅行指南系列。
“赋格”（德文写作Fuge，拉丁文fuga）是名词，一种巴洛克时期复调音乐的体裁。“赋格”的本意是“逃跑”，也指一种恍惚不安、身份迷离的精神状态。
1992年，留学美国的赋格觉得三个月长的暑假有些无聊，当他翻开从图书馆借来的LP《尼泊尔》，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终于被提上日程：走出去，去尼泊尔，去西藏。他从美国新奥尔良出发，独自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背包旅行。他发现，无论是在加德满都亦或拉萨，随处可见自助旅行者在一起交流、鼓励，几乎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本LP.
“赋格”作为一个网络ID发表与旅行有关的文字，始于1996年7月4日。他说，如果不曾出国游学，而是一直呆在国内，估计也就没有“赋格”了，他说他写汉字是为了不使这种技能退化，预防老年痴呆症。
2000年，这个已经拥有物理学和计算机信息科学双硕士的软件工程师，决定给自己放个长假，他辞去在美国的工作，带上LP，尝试了人生中迄今为止最特别的一段旅程。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阿富汗……旅行，被他看作是自己与好奇心的搏斗。此后，他回到中国，任职《南方周末》记者。
一年前，赋格成为LP中国的第一批作者之一。他辞去工作，投入实地调研。
根据估算，每个作者需要在路上跑两三个月，回来后再花两个月写作，完成一个地方，需要30周左右的时间。LP提供的是周薪，一周人民币3000元，包含食、宿、行等一切开销。
“其实对作者来说，这笔收入并不算太高。但是我喜欢写，我喜欢旅行，这笔钱是够用的。严格地说，这不是一种工作，它只是签一份合同做一个临时的事情，完成一项任务。”
旅行更像实验
2009年6月，LP中国的第一批作者从各个渠道集结起来。LP总部派来英文版编辑和作者给他们培训，开会、做练习、讲座。LP对作品的要求是客观、全面、注重细节。他们画好北京的某一条街道，以此作为案例调查，要求学员写出调查报告，再由资深作者来看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并指导他们该怎么做。
七八月间，这批作者出发上路，目的地有四川、贵州、云南等。每个地方由两至三名成员完成调研。赋格和另外一个作者共同完成《青海》。偌大的青海被划成了两半。出发前，他们就已做足案头工作：把准备去的地方都列出来，越详细越好，具体到一个地方有哪些餐馆、旅馆、景点。即便没人去过，也要有一个判断和估计，到了当地，再做调整。
每一天对他们来说，时间都紧张到不够用。从早起到深夜，不停地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跑很多点，完全处于上班状态。“比如在西宁，我要花五天时间，看着地图划好今天解决这
一区明天解决那一区。也有可能今天我想把有关半个西宁吃的地方都解决掉，或者把酒吧区全部跑掉。“这个过程中，他要用笔、电脑、相机、手机，记录下一切可能有用的信息。
听上去，这更像是一次刻板的实验，而非人们幻想中的浪漫旅行。“坦白讲，这是非常
枯燥的，很琐碎。“赋格说。
严谨是必须的。此前，LP的一名特约作家科恩？斯塔姆在著作中大爆丑闻，披露了他自己撰写指南时的一些“轶事”：书中的大量景点资讯都是抄袭而来，根本没有亲自到访；一篇好的“膳稿”可换取一晚免费住宿；至于哪间餐厅会被推介，完全根据财政拮据、时间严重不足的作者的一念而定；《哥伦比亚》甚至没有走出旧金山就写成了……
这个反面教材时刻提醒着赋格和团队中的每个成员，务必亲自体验。“非常事无巨细去操心每个细节，要为旅行者着想，要有很多个性，每个人关心的范畴不同，都要关心到。”
赋格后来又陪同LP《台湾》的作者Robert前往四川和贵州看望作者，陪他们一起调研，并给出指点。比如他们乘坐大巴到达一个县城后，作者就想找出租车直奔景点。这个方法在Robert和赋格看来就很不合适，“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先看看汽车站的情况、汽车时刻表、路线图，这些都要随时收集，将来一定用得上。不能直接打车去景点，最好先去县城中心看看，体会街道，就会对这个地方到底好不好玩、值不值得写，有一个直观感受。”
在枯燥中享受快乐
在LP书中，每个地方都有不同价位的酒店、餐厅，调研中，当然不可能吃住遍每一家。
赋格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在西宁的时候，去了几十个餐厅。准备写的，每一个都要去体会一下，看看那边的人在吃些什么东西，看菜单、看价钱、看环境，记录感受。肯定不会说是来写书的，这样会影响最后得到的东西，还是要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体验。也许会点一份东西吃，但也不可能所有都吃遍，就是用各种渠道探听关于它的一切信息。”
至于住宿，他住的多数是青年旅馆，豪华酒店不在体验范畴，但也会去做调查，以询问的方式进入不同价位的酒店房间看设施、环境，做比较。
这样的工作要求，让不少抱着一腔热情上路的作者很不适应，其实就连好脾气的赋格也有需要克制自己的时候。
“怎么去安排时间和经费，是没有人监督的。多数时候，你得提醒自己，这是一种责任。我也尝试在这种枯燥的工作中体会乐趣，绝大部分时候，能享受到快乐。”
去年夏天，他陪作者一起去贵州“踩点”，花了14块车票钱从贵阳去水头寨。那是个布依族寨子，已经“开发旅游”，照例有些“民族风情”表演、穿民族服装的村民在寨门一字排开向游客敬酒。但是，去过水头寨之后，他却经常想，什么时候再去那里走一次，不为了玩，纯粹吃吃喝喝。“不必追求精致的菜式，只要叫上一碟家常青椒炒鸡蛋，一碟土制腊肉，一碗豆荚汤，一碗米饭，每样简单但每样都新鲜，蔬菜是蔬菜该有的味道，荤菜是荤菜该有的味道，让吃惯城市馆子的我惊喜。”
水头寨后山上有座有机茶庄，自产自销一种叫做“碧芽”的春茶，8块钱一杯，茶味让赋格现在眯起眼睛都能感觉得到，“使人觉得从头发丝到脚趾缝都放散出硒元素的光芒。”
去年9月，天气转凉，油菜花几乎已开败，赋格来到青海湖，他在西海镇租了一辆自行车，花了一周时间环游青海湖，晚上睡15块钱一个床位的招待所，不能洗澡，那却是他调研以来最高兴的一段时间。望不到尽头的湖水蓝得发翠，抬头望见一群候鸟排成人字形飞离，那是2009年最后一批南飞的候鸟。苍茫大地上，他兴奋地一直给亲友发短信，告诉每一个人：我很爽。
“旅行的意义？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在路上并不孤独，真正的孤独，是身处一个好地方，吃到一顿美食，却发现没有人可以分享。”
八宝山入殓师“痛并快乐着”
“看球的人，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我有时也会想，总有一天，这些人都得来到我手里。”张祺笑着说
张祺很开朗，圆圆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张祺的工作很特殊，时尚点叫入殓师，准确点叫整容师——为逝者整容。不能对家属说“再见”，每天都需要触摸死亡。
“人来人往”却安静整洁的操作间里，85后的张祺，已经工作了三年。
八宝山入殓师
“痛并快乐着”
一部2009年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日本影片《入殓师》，为这个职业引来关注，也洗刷了“侮名”。不过“（电影拍的）实在太唯美，艺术的成分太多”，张祺说：“其实我们实际的工作跟电影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每天早晨六点钟，张祺就要走进八宝山殡仪馆上班，“有时忙，有时不忙。”张祺说，“取决于季节，换季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忙，因为很多老人身体弱，季节突然变化身体就承受不了。”下午两点准时下班，不过“手机得24小时开着，随时待命”。
让张祺觉得最不轻松的一次，是为在海地遇难的八名中国维和警察烈士遗体整容。整个任务让张祺和其他五位同事“痛并快乐着”。
一方面，能接到这么重要的任务，感觉无比光荣；另一方面，和其他人一样，很悲痛，很难受。
1月19日中午12点，高度腐烂的遗体被送到殡仪馆，“那种味道难以形容，至少我从来没有闻到过。遗体腐烂得难以想象，手指触碰到肉的时候，指尖可以直触到骨头。”死者的脸部都有很严重的水肿，是否要马上整容，还要等待上级的信息。
“当时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是直接火化，因为腐烂的味道很大，如果不火化，怕影响全球直播的遗体告别会。但是如果直接火化，又担心家属会更难受，见不到亲人最后一面。”
最终上级决定要做整容，于是面部清洁，填充塌陷，然后粉底，腮红，眉笔，口红，每一个步骤都熟练细致，不允许有、也没有纰漏。
从没想过转行
学计算机出身的张祺，最初只是八宝山殡仪馆的一名引导员，负责引导悲伤的家属处理逝者身后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一具因车祸丧生的尸体，头部和身体已经分离，被整容师处理后，缝合得非常好。
“我猎奇心其实很强，当时就觉得很新鲜。”张祺说：“师傅的手艺让我很惊讶，也对（整容师）这个工作产生特别大兴趣。我就提出要当整容师。”
起初，家里反对声一片。
母亲主要从卫生方面考虑，认为每天接触死者会感染疾病；而奶奶的看法则更传统，“干这行名声太不好，遭忌讳。（旧社会里）连‘下九流’都排不上，还不如妓女。”
然而张祺坚持自己的选择，不是因为收入，“到现在我一个月也就三千左右”，理由很简单，“我喜欢”。
之后张祺去上海的全国遗体整容师培训基地学习了三个月。结业考核中，每个人抽签确定自己的“模特”。
张祺的“模特”是一位老人，脸部有个大瘤子。第一次触摸没有温度的尸体，张祺还是没法做到自己想象中那么淡然，“手抖”。
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一点点将瘤子处理成和皮肤一样的颜色。
回到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张祺正式开始了他遗体整容师的生涯。
到今年，从事遗体整容师工作已经三年，“还行，我挺适应的。”张祺坦言：“有的同事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每天面对各种死亡，尤其是有的家属一进来就嚎啕大哭，那场面对情绪影响太大，心理承受不住，就辞职了。但我就是喜欢这行，以后也绝对不会转行。”
说这话的时候，张祺的笑容很灿烂。
为奶奶整容
工作这么久，张祺见过许多不同类型的死者。
有七八岁的小孩子，也有风华正茂的姑娘，“前几天，刚送走个女大学生。女孩子很好看，死于脑出血，来的时候已经没头发了。”
张祺说看到这样的，就总想尽可能化得更漂亮些，让逝者走得少些遗憾。
“我化她们女孩子的妆，没问题，但是那些时尚化妆师美容师什么的，化我们这种妆，没戏。”张祺幽默地说。
如果死者是正常死亡，面部表情安详的，处理起来比较简单。但碰到非正常死亡的就会复杂许多。
工作的第一年，他遇到过一具遗体，工程事故，从侧面被水泥板压下，整个身子从脖子斜着裂开到大腿。他和几个很有经验的老师傅，花了一整天时间，一直缝。一边缝还要一边清洗不断渗出的血液。
赶上一些要求比较苛刻的家属，工作起来难度就更大。
张祺曾为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化妆，化好后，家属却情绪激动，认为和本人不像，随即拿出一张老人的照片给张祺看，“家属的情绪我们都理解，但有时的确挺为难。像那次，照片是老人二十几岁时的，这个真化不像。”
张祺说，“还有就是，很多人病了很久，都脱相了。整好了，家里人反而不熟悉。还有特别悲伤的，就想发泄，就想找茬。”
直到亲手送别奶奶的时候，张祺才第一次体会到了家属的感觉。
2008年，张祺的奶奶患淋巴癌去世，他主动要求自己为奶奶化妆。张祺觉得，这是他送别奶奶的最好方式。事先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情绪能否承受得住。
“一触到奶奶的脸颊，心里便安静了。”
他在整容室里呆了很久，化了又化，奶奶的皮肤有很多褶皱。他想用粉底遮掉这些岁月的痕迹。可是，奶奶生前不喜欢浓妆，自然的好。
奶奶的眉毛有些杂乱，他把它们梳得齐齐的，然后再化。奶奶的头发不能是凌乱的。每一缕发丝都要拢好。最后再帮奶奶抻好身上的衣角。尽管衣服已经很平整了。
送走了奶奶，家里不再有人反对他从事的工作了。
对这个职业的意义，他说有了更深的体会：他所做的是让生者少面对死亡的残酷，多感受一些安慰。
“总有一天到我手里”
工作之余，张祺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玩玩游戏，看看电影，“只不过是我看恐怖片就像看动画片一样。看《电锯惊魂》的时候，我根本不关心凶手是怎么杀人的，我会一直在思考怎么才能把这些尸体缝好。”
“也算是种职业病吧。”张祺说，“比如坐地铁时，我偶尔就会看着对面的人想，就他这龅牙，以后该怎么整啊？”
因为在传统观念上，总觉得做殡葬行业“不干净”，比较晦气。“我们殡葬行业，在寻找另一半时，不是不占优势，是根本没有地位。”张祺说：“干我们这行的，没有女朋友的人太多了。我有一同事，几次相亲，别人知道是从事这个工作，扭头就走。不过，我挺幸运的，我和我女朋友因为是青梅竹马，所以她也不忌讳。”
更让张祺欣慰的是，好朋友还是很多，并没有因为他的工作而疏远，尽管张祺总喜欢在聚餐时，给朋友详细描述自己的工作过程。“其实我觉得，我也挺坏的。”张祺说。
最近世界杯，他和朋友经常去后海酒吧看球，张祺笑着说：“看球的人，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我有时也会想，这些人总有一天，都得来到我手里。”
笑过之后，开朗的他又突然感慨道：“其实，人到最后，无非都是一抔骨灰，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活着的时候不要斤斤计较，随时享受生活，就等于延长寿命，真的。”
《入殓师》，温总鸠山都喜欢
5月30日，温家宝抵达日本首都东京，展开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当晚，日中友好七团体和侨界四团体为温家宝举行欢迎晚宴。在晚宴上，温家宝说：“这次访问前，鸠山首相推荐了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日本电影《入殓师》，我从头到尾看完了。这部电影讲的是生死离别的故事，体现的是伦理道德，有着我们东方文化的底蕴。我很喜欢。”
电影《入殓师》，讲述了日本入殓师的生活，影片以一名入殓师新手的视角，去观察各种各样的死亡，凝视围绕在逝者周围的充满爱意的人们。
买了昂贵的大提琴，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小林大悟，经历了4个月的管弦乐演奏，得到的却是“乐团解散”的噩耗与购买乐器的高昂债务。迫不得已，大悟与妻子美香搬到老屋，过着清贫的日子。某日，一则广告吸引了大悟的注意：NK代理公司，帮助旅行，高薪短工时。大悟来到NK代理公司面试，社长佐佐木生荣二话不说就决定聘用大悟，但却对工作内容避而不谈。在大悟的再三追问下，佐佐木社长终于道明：是入殓工作！
虽然心理上有所忌惮，高额的薪水还是令大悟接受了这份工作。但这样的工作对普通人谈何容易，一方面对遗体的不适，一方面又要对妻友隐瞒自己的工作，小林大悟不平凡的工
作就这样开始了。
该片曾获第32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高大奖、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等奖项。
从给首长做保健开始私人医生治病“不择手段”
过去长期从事首长保健工作的部队军医，在我国是最接近私人医生的职业人群，现在
他们中的退休人员，也是近年新涌现出的私人医疗机构最乐于聘用的
私人医生
首长也有烦恼刘文宪生于1954年，从小长得端正，人也开朗大方，20多岁时就读于某军医大学，本来学的是内科，快毕业时她被系上领导叫去谈话，问她有没有兴趣做首长保健。刘文宪的职业生涯就这样改变了，之后她被安排进医院轮流学习，几乎在每一个科室都工作过一段时间，到真正开始首长保健工作时，已经是好几年后了。
首长保健是一个医生负责几户首长家庭，每隔几个月，刘文宪和同事都要上门问诊。除了给首长进行血压、血糖、心率等等基本项目的例行检查之外，还要若无其事地与首长的家庭成员“套近乎”，以便从聊天内容中“套取”首长们的生活和健康状况，及时发现问题。
因为长期服务于几个家庭，这些首长和家属都与医生们很熟悉了，聊着聊着往往就会敞开心扉，比如最近和老伴儿闹不愉快了，孙子就业不太理想之类的。有时候这些人甚至要担任心理医生的角色，帮首长们开解烦恼。
当然，工作了一辈子，刘文宪也见过医生与首长家庭相处不愉快的情况，这种时候首长往往会跟相关单位反映，要求换个人。
几年前刘文宪从部队系统退下来，一个朋友找到她，问有没有兴趣再做些事，就这样，她进了北京一家私人体检中心的私人医生部，名片上的职务是“全科医师”。
在国外，全科医生占医生总数的30%到60%，业务量也占总量的一半以上，家庭医生基本都在硕士学历以上，独立执业，而且可以同时服务于多家医疗机构，工资收入通常超过多数专科医生，社会地位也很高。
然而，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医疗制度的限制，学医的人，尤其是专业成绩本来不错的，根本没人会憧憬去当什么全科医生，刘文宪说：“在我们国家，学医的人往往一门心思钻研
某个领域，要精于一门，做成了专家，才有权威，所以当初领导找人谈话，说起去做首长保健，很多人是不愿意的。“
我国全科医生的执业资格考试也就是近几年才有的，至于医学院校增设全科医师专业则更是从2009年才开始。而且，目前开设全科医师专业原本是为了配合卫生部的医疗改革政策，医学生毕业后大多直接进入社区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与我们认知里的高端私人医生还是有很大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从事过首长保健的医生就是中国长期以来最接近私人医生的职业人群了这类退休人员目前也是中国最高端的私人保健机构最乐于聘用的。刘文宪现在供职的私人体检中心有个与她资历相似的同事，她们在新工作岗位上的收入水平难以准确估算，一般是3000元左右的基本工资加上无上限的提成，收入高低除了取决于自身的资历和水平外，也跟手里负责的客户量有关。
治病救人“不择手段”
目前刘文宪手里同时掌握多个客户的健康档案，除了定期体检外，她的工作并不像过去那样是主动出击型的，一般是应客户的要求为其制定健康计划，如果出现意外的疾病需要当面就诊才会上门。这些客户每年需要为这些私人医疗保健服务支付几万到十几万元不等的费用。
在很多人、甚至一些客户眼里，中国的私人医生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为客户安排有名气的医院就诊、帮助他们挂难挂的专家号。然而全科医生的能量可不在于这些，就在采访前几天，刘文宪去东城区绿化队义诊，有个人测量血压居然高达110-170（正常血压应为90-130），当她询问他平时有没有症状时，那个人想了想，说没有，可是刘文宪问他是否头晕时，他又说“有时候晕”，问他头疼不疼，他也说“有时候疼”。
“很多人意识不到自己不健康，甚至意识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就算去医院看病，也不一定知道该挂什么号，这就需要全科医生了。”刘文宪给记者举了个例子，有个客户精神不好，他觉得自己是亚健康了，就加强锻炼，调节饮食，但是没什么效果，刘文宪询问后了解到他是因为打鼾导致睡眠中短暂窒息影响了睡眠质量，安排他去喉科就诊，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刘文宪还有一个成功改造客户的典型例子，那是一个从事矿业的男性客户，找到她时40多岁，体重190多斤，抽烟喝酒，从不运动。像这样的客户当然“不差钱”，他为自己的身体感到担忧，但又不知如何解决，于是找到了刘文宪。
刘文宪首先劝他戒烟，客户当然不以为然地觉得，如果什么都戒我还找你干嘛，于是说：“很多人从来不抽烟也得了肺癌，有些人抽烟抽到90岁也很健康啊。”刘文宪见惯了成功人士惯有的偏执言行，“他们特别喜欢拿一些特例当理由，寻求心理平衡”。她给这个客户展示了肺部检查结果，并且结合他平时有痰、咳嗽的症状，向他讲解呼吸道粘膜对抽烟的
反应，“谁也不会抽一根烟立刻就肺癌了，”她指着CT片上的症状说：“但是你已经开始有反应了。”
从心理上征服了这个客户后，刘文宪立刻安排他到中日医院的戒烟门诊找专家制定了科学的戒烟计划。刘文宪说：“很多长期吸烟的人突然戒烟后会出现头晕、萎靡等一系列不适症状，家人有时候会抱怨他们是心瘾难戒，其实身体确实会存在依赖，一般人不一定知道我们还有专门的戒烟门诊，他们会分析你体内二氧化碳、氮气等等的含量，为你指定最健康可行的戒烟计划。这就是全科医生的价值，不断吸收行业动态，了解什么是客户最需要的，并向客户提供正确的医疗建议。”
“对付”这种不怎么“听话”的客户，干了一辈子家庭保健的刘文宪还有很多威逼利诱的非常手段。比如在饮食干预上，如果客户自制力太差，她会建议他买个血糖仪，自己在家隔一段时间测一次，结果的浮动是因为哪天吃了什么，客户心知肚明，这样长期下来他自然会对饮食有明显的偏向了。
有时候她对客户的治疗建议他们实在听不进去，她还会带他们去挂专家门诊，并当着客户的面和专家交流这个客户的病历、生活习惯等，客户在边上听她们的对话，往往会比你直接跟他唠叨要印象深刻得多。
上述客户在刘文宪的安排下，后来又聘请了专业的私人健身教练，经过几个月时间体重降下来一大块，有一天还给她打电话，得意地汇报说“裤腰都松了，感觉身体轻松多了”。他的太太比他本人更高兴：“说了他多少年了，以前根本不听。”
私人医生的职业操守
去年杰克逊的猝死，被认为与他的私人医生默里不当施针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不过这种事在中国殊难发生，因为中国有相关法规严格规定了行医准则，在医疗机构以外的地方，比如客户家里，医生是不能给客户进行注射的。
私人医生在我国的作用和职权与国外还是有很大差距，从这一点上也可见一斑。但以刘文宪为代表的这群高端私人健康从业人员们似乎对此不以为意，仍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问起刘文宪为什么不选择更闲适的退休生活，她说，除了感觉自己还有这点精力、还想做点事之外，她也喜欢跟人打交道，享受其中的满足感。
她曾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关节增生，疼痛难忍，去了一家赫赫有名的大医院找专家就诊，排队挂号大费周章，没想到最后专家只说了几句老生常谈就把他匆匆打发了，前前后后处理了不超过5分钟，最后还说了句让老人大受打击的话：“你这岁数骨质增生是治不好的。”刘文宪成为老人的私人医生后，首先向老人讲解了医学上对于疾病的两种处理方式，一类是可以治愈的，一类是可以稳定的。她说依老人的情况，就属于需要稳定的那类疾病，“咱们控制住它，不发展，就算成了”。老人临走说：“你这么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除了沟通能力，全科医生还需要掌握急救培训、保健、预防、营养学、运动学、心理学等很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并且在整个职业生涯里，他们始终要保持一种学习的状态，广泛吸收新的医学信息。不久前，刘文宪一个患有糖尿病的客户了解到细胞因子疗法这种医学新技术，便打电话问她自己能不能尝试，因为平时对医学新成果多有广泛了解，刘文宪立刻就向客户解释了这种疗法尚不成熟，疗效不肯定，费用相当高，并向他讲解了1型和2型糖尿病的治疗差异，得出结论是他的病症并不适合此种疗法。
采访最后，刘文宪不无感慨地说，从事医学工作最要有职业操守，全科医生在这方面面临的考验更多。现在坊间有很多私人诊所，通过开药赚取提成，像这样的机构最喜欢聘用全科医生，因为根据规定，专科医生只能开各自专业内有限的药品，而全科医生可以下的处方药则广泛得多。像这些私人诊所、专科门诊，良莠不齐，连刘文宪都难以分辨其中黑白，所以她最后说：“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公立医院就医，最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回报比投资房地产高
网游制作人：被“秒杀”前的30秒
刘威坚信，就算在被“秒杀”前，你坚持了30秒，也是不一样的。在讲求资本逐利，财富像滚雪球般膨胀的网络游戏行业，刘威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一味的理想主义只会从中作梗
“绝不把买房作投资！”说到这里，刘威的语速变得很快，手势比划的幅度也加大了。他对现在房地产业的炒作感到义愤填膺。之前他提到自己是狮子座，自我、热情、充满能量，但不忘强调一句，“我是懂得自我约束的狮子座”。
“现在可以说，网游比买房的投资回报率更高。”他的语气平缓下来，这才是他的“底气”。
刘威称自己是“行动着的理想主义者”，大部分的时候，他留给人IT人士专业、勤奋、思考缜密的印象。他总是尽量避免激动，因为他觉得“激动的时候，自己就变得理想主义了”，这对于他“实业救国”的理念没有丝毫的帮助。在讲求资本逐利，财富像滚雪球般膨胀的网络游戏行业，刘威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一味的理想主义只会从中作梗。
网络游戏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1997年，刘威念大学时，校园里风靡的还只是《星际争霸》和《魔兽争霸》这类的单机游戏。
那时候ADSL线还无法直接接入校园，WCG（世界电子竞技大赛）联赛也还没开始。学校与学校之间的PK，常常是几个组织者线下说句，“来场吧”，几天后，便自发聚起一群人在笨重的显示器前鏖战一番。
毕业后，刘威得到金山公司西山居工作室的面试机会。
坐了整整一夜硬座火车到广州后，刘威第一次感受到了，南方温润的空气。正值春节期间，老家武汉化掉的雪都被人踩成了冰碴，但这里依旧是二十多度的天气。
刘威现在依旧喜欢在广州的闲适生活，他唯一的一套房子买在了那里，每年春节都会回去。
从广州坐汽车到珠海，路上有民警上来查边防证，进入口岸时，大标语刷的是“严禁偷渡”，这一切都让刘威“感觉非常好”。经济特区的火热气息，裹挟着大干一场的兴奋劲，向他迎面袭来。
在西山居与项目负责人聊了一下午后，对方没有给出具体的答复。晚上，在招待所附近吃了饭，他就散步到海边，看海景，望澳门。刘威还记得那天蚊子特别多，特别热。
几天后的1月29日，这里成为了他事业的起点。按他投身网游的年头算，刘威几乎挤进了那批第一次“吃螃蟹的人”。
2000年，中国网络游戏“元年”，联众游戏平台决定从那一年开始向用户收费。第二年，游戏市场的规模就超过了3.1亿元。中国内地的游戏市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网络化的过程。
今年五月，国内权威调查机构称中国网游市场的规模已达到了300亿。
“想起来又都是些痛苦的事”
九年时间，刘威从一个普通的网游策划一路成为大型在线网游《佣兵天下》的制作人，工作地点也从珠海换到了北京。
2005年，被誉为“中国指环王”的玄幻小说《佣兵天下》出版，并迅速积累了超过两千万的读者。2007年，《佣兵天下》在17173（国内最大的网络游戏门户网站）的调查中被评为最适合改编为网络游戏的小说。
这一年，投资人找到当时正在网易担任《大唐豪侠》主策划的刘威，想要以此为脚本开发个新游戏。刘威当时想“带着自己的团队开发一款最精良的三国类游戏”的想法没有被投资人采纳。
“网游投资人和制作人之间的关系，就好比电影制片人和导演之间的关系。投资人必须说服负责人，或者制作人必须说服投资人，两者满足其一，项目才能启动。”刘威最终被说服了。
那时刘威口中的“团队”只有三个人。今年四月，《佣兵天下》进入封闭测试阶段，现在这个项目组的开发人员已经超过了两百个，是刘威在三年时间里一手组建起来的。
制作游戏和拍大片差不多，从有创意到执行所有的脚本基本需要三年，之后投放市场，得到玩家的认可才能产生收益。
冯小刚曾说“拍大片比小制作容易”，因为大片常有模式可循。但对于网游来说，纯技术问题几乎导致了三分之一的游戏中途夭折，使游戏运营商血本无归。
刘威每天都要在办公室忙到晚上十点以后。每个月，他的EXCEL表格中的待办事项都超过300项。“我现在很依赖那玩意儿，不然事情太多了根本记不住。”刘威说。
现在他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是“说话”，协调团队中程序、美术、策划、测试和周边延展的所有成员，还有大到把握项目的整体进程，小到建议具体成员的个人发展前景。
采访总是被前来找他商量各种事情的人打断，但他“不觉得烦”，“这是个有趣又有故事的行业”。但问他有趣在哪里，沉默了两分钟后，他又无奈地说，“想起来又都是些痛苦的事，
加班很累啊，难免也会吵架。“
在这个以80后为主的开发团队中，大家习惯地称呼他为“刘爷”。“因为我看着比较老吧，实际上我也比他们都‘老’，这帮80后。”刘威笑笑。
《佣兵天下》离正式上线仅剩一步之遥。
在一次内部员工大会上，刘威改编了他上大学那会儿最热门的电影《大话西游》里的一段话，“我们之前的寂寞、忍耐、辛劳都是值得的，我们做到了（行业的）前头，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结局。”
刘威常常处在紧张的状态，很难放松，每天晚上都需要一小杯红酒的帮助才能入睡。
“我还有领跑第一的机会”
其实游戏制作人这个群体的知名度极低，刘威甚至不太情愿说出几个具体的人名，因为“说了也没人知道”。
这个行业将最耀眼的光环都落在了陈天桥、史玉柱等这些资本运作者身上。
被刘威认可的国产游戏不多，《梦幻西游》、《天龙八部》，史玉柱的《征途》只能算半个。
《征途》的“成功”模式曾在业内掀起过一阵模仿热，并为游戏界带来了全新的盈利模式和行业的自我增值。
在史玉柱之前，一个游戏的美术人员月薪大约为5000元左右，史玉柱之后，业内的薪水普遍增长了2至3倍。
史玉柱的秘诀是“秒杀”（玩家在相互打斗中，由于对方过于强大，一下就被杀死）至上。“秒杀”的前提是“仇恨”，基础是用现实中的金钱不断购买更高级的虚拟装备。
现实中的道德准则在游戏中一再被颠覆，“人民币玩家”由此产生。“有仇恨，这是现实，”刘威说，“但不能因为现实这样，就放弃你自己坚持的东西。”他认可史玉柱的模式
创新，却不认可“现实中越有钱，游戏中就越强大”的简单粗暴理念。
刘威坚信，就算在被“秒杀”前，你坚持了30秒，也是不一样的。“我也努力过，也不是这么不堪一击。你花了钱，你比我强，我也就认了。”
在《佣兵天下》里，显然为这临死前的“30秒”做足了花样，“坚持30秒”，也是这个团队最认同的理念之一。可是游戏的设置最终还是指向了殊途同归的结局，“30秒”的挣扎之后，一个已经杀红了眼的玩家很可能对着桌子一阵猛拍，进而觉得自己的抵抗显得幼稚而可笑。
这与“行动者”刘威背后的“理想主义”情结显然相悖。更何况，游戏的打打杀杀之外，笃信因果报应的他还说“佛教算得上是自己的半个信仰”。
他用佛教徒李连杰的话为自己“开脱”。
有一位记者曾问李连杰，为什么要做慈善，又要拍这么多暴力电影。刘威觉得李连杰的回答和他的想法有共鸣。“如果我不拍暴力电影，根本不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到我，我也就争取不到这么多资源来传递想法。”
当下没有更好的游戏盈利模式，刘威希望玩家能在“坚持30秒”中找到更多乐趣，他也认为“这个坚持的过程更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
超级玛丽的制作人宫本茂是刘威为数不多的偶像之一。他觉得这个游戏之所以能风靡三十年，就是因为“乐趣至上，创意无限”。
刘威特别认真、诚恳地说，他的“野心”是让网游普及更健康的心态；还有建一所公益游戏学校，专门培养业内人才；再有就是“投资一支篮球队，NBA有点远，CBA应该
还是可能的“。
投资篮球队听起来遥不可及，但刘威认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国内网游起步太晚，基础也不好，但利润极高。在这种情况下，踏实做实业的性价比最高。”
“国内网游行业，我还有领跑第一的机会。”刘威说。
同声传译
上海磁悬浮谈判内幕见证人
一次在钓鱼台做中国人权对话，王建斌从“箱子”里出来的时候，服务员很惊讶：“这里面坐了人啊？”她一直以为，话从话筒里进去，里面的机器就自动翻译出来了
如果你认识王建斌，在报道中德合作的电视新闻中，有时会瞥见他的身影。不过，在这种场合，更多时候，他坐在狭小的同传室（俗称“箱子”）中，对着话筒，将耳机里传来的讲话，几乎同步地转化成另一种语言。
坐在“箱子”里的这种工作叫同声传译，简称“同传”，是翻译中难度最高的一种。高级别的大型国际会议，对时间有严格要求，为了达到即时传递信息的目的，一般都采用这种翻译方式。与此相对，较常见的口译方式是“交传”（即交替传译），指发言者说完一段话后，翻译者再开口。
同声传译
“这个职业让我变得特别谦虚”
王建斌一路走到今天，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小学三年级时，他被选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同一批进去的小孩被分成两拨，老师随机地指：“你们学英语，你们学德语。”此后几十年的轨迹基本就此划定。
在附校度过七年半后，他进入北外德语系读本科。之后，硕士、留校任教、赴德读博……如今，46岁的王建斌除了授课和学术交流之外，还经常给政、商界高层做翻译，其中很多是“同传”。
也有过年少轻狂的时候。大学第一年，面对刚毕业留校的老师，他带着几个同学闹：“我学了七年德语，你才学了四年，你有什么资格教我？”
不久的一堂课，对他“一生影响特别大”。一位老师给每个学生发了两页纸，上面都是从德国媒体上摘出来的很生僻的单词，比如“高速路上的转车”之类，要求40分钟内写出中文词义。王建斌回忆，那天他们最多写出了大约三分之一，“从此就变得特别谦虚”。
真正的谦虚还是从做这个职业开始。“我觉得翻译最吸引我的主要是，总是要面对挑战。因为不可能总翻一个领域的东西，人家说污水处理、生物进化，你不能什么都不懂。做翻译，要有很快进入一个新领域的能力。进去后会发现，世界上有这么多好玩的事。视野变大，心就会变大。”
如今，王建斌已不需要再翻译“今天天气怎么样”这种话，因为“领导人自己都会用英语先把这些聊完了”。“大家（用母语）谈的都是特别专业的事。”
每次陪德国央行行长，他都很紧张，因为金融并非自己所擅长的领域，还有很多新东西。“提前一星期知道行长要来，这一星期都不安，赶快去看联邦央行网站，上面有特别详细
的知识，比如欧洲支付系统、货币政策，每一块量都非常大。“
他觉得，这种工作可以逼着自己不断去学习新的东西。“我们现在强调快速进入一个领域、获取知识的能力，这比告诉你‘郎才女貌’怎么翻更重要。”
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
比“‘郎才女貌’怎么翻”这种技术细节更重要的，还包括深入到文化层面去理解对方。
王建斌曾长期担任冯必乐（HeinrichvonPierer，1992-2005年任西门子全球总裁）的首席翻译。
2001年1月初，冯必乐从上海入境。当时正值上海市和西门子、蒂森？克虏伯两家公司就磁悬浮项目谈判期间，第二天一早，他去见上海市长徐匡迪，谈到下午还没有结果。而按照行程安排，当晚就要到北京，“第二天要见朱总理”。
代表中方的主要谈判者，是上海市磁浮快速列车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吴祥明。“他（吴祥明）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自己讲了两个小时，不让冯必乐说话。冯必乐很不高兴，到北京后向朱总理告状，说这次到中国大家对他不好，把他当项目经理了，‘20年前我是项目经理，现在不是了’。朱总理诙谐又大气地说，‘其实我也是项目经理’。就把他憋回去了。同时朱总理又跟吴祥明讲，像这样的朋友要给人家说话的机会。”
王建斌回忆说，那漫长的谈判中，经常有文化的碰撞。“比如谈到磁悬浮建成后，验收要找第三方。一般是项目所在国出第三方。但德国人说，‘中国现在都没有磁悬浮技术，怎么做得了验收？’就建议他们那边来做。吴总指（吴祥明）一听就受不了，拍案而起：”你把这句话收回去！不然我现在就离开。‘“
王建斌说，自己很能理解吴的举动，出生于1938年的吴“是在殖民地时期生活过的上海人，有很强的自尊心，很想为国家做事情”。
“德国人有时比较傲慢，让他心里不快，以致即使是非常专业的建议，他也会理解成‘你
看不起我‘。这时候就需要翻译去中和，跟他讲，对方不是这意思，是好心。“
后来吴祥明问他，是否把自己的话用那么严厉的语气传递过去了。“我说是，其实打了折扣。我觉得，大家都有良好意愿达成一致的时候，如果一方对另一方说话太狠，可能会引起非常激烈的反应。我有时候会在里面中和一下，把语气调一下。”
收入与责任成正比
王建斌记得，磁悬浮协议最终签订的那天下着雪，他走出中南海时，“真的掉了眼泪”，因为“终于谈成了”。
在漫长的谈判和后来的实施过程中，他一直是一个调节者，不时告诉吴祥明“他真不是这意思”、“是这样的”，告诉德方“你不能这样对他”、“你应该……”。“后来，我看着
两边都想‘我求求你了，能不能这样……’“
可以使两国人民更好地相互了解，是吸引他做这个职业的重要因素。
“有时候，领导人讲得那么精彩、动情，却不见得翻得过去。花了无数精力，对方没感觉，没觉得你对他有多热情。翻译的责任很大。”他说。
“很多雇主舍不得在翻译上花钱。一个同传一天八千，很多人宁愿去雇个一天两千的。可以看看结果，差别相当大。”
目前，中国同传的市场价是一天6000-8000元（工作6小时）。标准和欧洲一样，有时还高一点，因为“中国这样的人才太少了”。
王建斌觉得，同传的收入是与责任成正比的。“而且做事看的先不是钱，而是责任。”他经常援引的一个例子是：一次重要会议前，戴高乐的首席翻译病了，临时来了一个年轻翻译，戴高乐并未向其交代着装礼仪等，只是问：“你做好承担这份责任的准备了吗？”
“我昨天看纪念吴冠中的报道。一个记者说，有人做过统计，吴老已卖出的画市值超过了17亿。中国画院院长脸色立刻就变了，说在他们眼里，吴老的画跟钱没有关系，他们看到的是文化，是民族的脊梁。我觉得同传也是这样。”
要有足够的准备期和休息期
王建斌觉得，公众对这个职业的了解需要“启蒙”。
同传的收入虽然按天算很高，但不可能每天都做。“如果一年能拿到100多天的活儿，在市场上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目前，大多数同传都是兼职，只靠这个维持一定的生活质量，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这份工作非常辛苦，要有足够的准备期和休息期。”戴上耳机，精神就要高度集中，一般每20分钟就必须轮换一次，否则无法继续。
一次在钓鱼台做中国人权对话，王建斌从“箱子”里出来的时候，服务员很惊讶：“这里面坐了人啊？”她一直以为，话从话筒里进去，里面的机器就自动翻译出来了。
“很多人，包括雇主也这样觉得。他们不知道翻译也是人，不是所有领域都精通，也需要配合。如果你来跟我讲汽车焊板，这些东西你要先告诉我，让我做相应的准备，准备得越好，翻得会越成功越到位。”
“美国人以前老抱怨，联合国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在翻译费上。联合国跟他们讲道理讲不通，就找第三方公司做了个研究。结果证明，同传在工作时的压力大于以色列的士兵。那些士兵老怕有巴勒斯坦人暗害他，随时带着枪。
他希望，如果发言者有稿子，最好先给同传看看。“哪怕只看了思路，翻的时候反应也会快一点。你的思想再好，翻译不过去，也白搭。”
AIIC（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的标准是，如果有稿子，发言者应该提前两星期提供。“其实不一定要求提前那么久，开会前一天传过来就可以。温总理如果准备在讲话中引用诗句，都会提前告诉翻译要用哪些。”
这天中午，面对一桌丰盛菜肴，王建斌感叹说，如果下午要做同传，就只敢吃一些青菜，而且不敢吃饱。那是为保持头脑清醒，避免血液更多地流往肠胃，影响大脑供氧。
从清华博士到孝子和尚
遁入空门的和尚仍需面对俗世的亲情，贤实说，出家是为了更好地孝敬父母
2008年1月10日，即阴历丙戌年十二月十五日，北京没有下雪。
要不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暴雪覆盖大半个中国，张振实本不会对当日的天气格外留心。相反，对于他来说，那一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自己和另外14个年轻人一起，从此踏入人生的另一道门：空门。
和尚
一入空门“弃亲割爱”
“就像是入学一样。”看着石桌上困顿了许久、终于酣睡过去的小黑猫，如今以贤实法师
的法号示人的张振实说。
“入学典礼”发生在北京龙泉寺，“入学仪式”是剃度，剃度师是寺庙的方丈学诚大和尚。
按照载有复杂仪规的《剃度沙弥正范》，他们要在主持的法座前合掌、长跪、拈香三瓣，闻磬声顶礼三拜，回答主持例牌的“质询”，表明自己厌俗之心已决，学道之意愈坚，“故
今恭诣座前，慈允披剃“。在辞谢父母恩、师长恩后，经过一番忏悔，求度者们接受主持的灌顶剃发，从此”爱缠永绝，福慧日增“。
“那天有四五位法师的父母来了，看着他们剃度，”贤实说，“有的父母哭了。”
贤实的父母没有来。实际上，他与家人的诀别发生在三个月前，只是两度不欢而散。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净人”，即准备出家、在寺庙接受学习和考验的准出家人。对于净人
们来说，龙泉寺就像是一所预备学校，他们除了要上殿、过堂、出坡劳作外，还要诵读佛经，学习论典，以便适应日后的出家生活。在犹豫了许久了之后，他决定不再隐瞒，致电父母，
告知自己即将出家。
“2007年11月，父亲和母亲来了。母亲哭了，父亲想把我拽回去。”贤实说。寺里向来是希望净人们能与父母们“和平解决”这些事情，但他和父母之间隔阂陡生，已无法当即冰释。“他们第二天就走了”。
在剃度前一个月，父母再次来劝阻。但贤实心意已决，仍不为父母的眼泪所动，双方都耗着。父母坚持了两三天，走了。“出家是一件好事，你们为什么不多了解我的想法，支持我呢？”贤实想不明白。他只是觉得，既然要修行，必然要“弃亲割爱”，不能任由这俗世的情牵绊了自己。
“爱缠永绝”
贤实不像是一个绝情的人。如果不是僧袍在身，他的光头就像是——一个随性的小伙子在夏天来临之前所做的错误决定。他戴着略窄的眼镜，部分遮住那挺拔的眉毛，说话时，头几个字总是快过后几个字，听起来对谁都有些胆怯。
典型的理科生形象。事实上，他的确是——2007年7月之前，他是清华大学工程热物理专业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在他过去20年的教育中，他的理想总是在变，从科学家到企业家，从企业家到政治家，不一而足。
在清华，他和一群志同道合者天天读四书，可惜的是，“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依于仁，游于艺’，但关于生死，人应该何去何从，这一点从未讲。”直到他接触
到佛学。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对人生系统而让人信服的解释。
那时候他有一个女朋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后者为了劝服他从佛学中抽身出来，特意也去学佛。后来他们分手了，再后来，她结了婚，来寺庙里看过他，“现在也还是很好的朋友”。
不能说贤实没有想过妥协，毕竟，“学佛不一定要出家”，但是，“对世间生活的观察，让我非常失望。”结婚、生子、工作——即使是搞科研，也多半不能避免跑项目、应酬种种，
“如果你要承担的话，这就是无底洞——无底洞啊！”他不甘心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中间他甚至想过放弃博士学位。“佛法在心中挥之不去，看很多事情，怎么看意义都觉得不如以前大了。”2007年，从清华毕业后，他做了最终的决定，要出家。
“选择出家能更好地孝敬他们”
那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他知道，从此以后，自己要欠父母一辈子。远在河南商丘虞城县，世代务农的父母没有办法跟其他亲戚解释：孩子博士毕业了，现在北京哪里高就
啊？一接到这个问题，父母就只能躲，后来躲不过去了，他们只能撒谎：“孩子在北京一个慈善基金会做义工。”
虽然贤实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但对于父母来说，贤实无法结婚生子，毕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贤实出家后，父母又来探望过三四次。“他们开始慢慢接受这个事实，”贤实笑着说，“因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
有两次，父母就在龙泉寺住了下来。寺里长着六百多年的翠柏，还有千年的银杏和古柏。他们发现，不仅仅是他们的孩子在龙泉寺落发，在上百名居士中也有别的父母，在孩子上完早课后，跟孩子打招呼。
“在寺院住了一段时间后，他们竟开始喜欢寺院的环境，”贤实发现，“甚至我爸爸突然有了一种动力，就是赶紧回家把农活干完，然后来寺院里住。”
龙泉寺是2005年正式开放成为佛教活动场所的，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多次法会，规模和影响力都在扩大。寺院方面甚至考虑将来成立实体的养老院，以解决出家人的后顾之忧。实际上，千年禅院，百丈清规，从前一旦身入空门，就与尘世了断关系的认识和做法，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社会现实。出家可以断爱情，但亲恩如山，却再也不能说弃即弃。
“现在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孩子选择出家，不能一出家就不管父母了，这是情理上不允许的。”1980年出生的贤实说。
他自己的心态也在发生改变。“一开始绝情弃义，到后来发现，父母还是父母。”只是，现在他的尽孝，却再也不是以俗世人的方式——挣钱，光耀门楣，娶妻生子：“你提供再好的条件，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他们内心的苦。只有自己内心的烦恼解决之后，才能解决他们的烦恼。”
更极端一点来说，“选择出家是为了更好地孝敬他们。”
父亲最后一次来是在今年的1月。“是来看病，当然也是来看儿子”。除了陪父亲去中医院和西医院检查，贤实还带父亲逛了颐和园和长城。1月17日，贤实带父亲回龙泉寺暂住，“到客堂挂了单，父亲便如愿以偿地见到了他熟识的义工和法师，就像回到了老家，高兴得像个小孩子”。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和僧团一起出坡，用扁担挑水——山上极寒，连寺内的水管也冻结了。上午，贤实与父亲和贤健法师偶遇，得知贤实的父亲在老家曾做了20多年的生产队长时，贤健热情地邀请他来寺里做义工，“来到山上，还让父亲做他的生产队长吧！”贤实插了一句，三人都笑了起来。
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贤实“全程陪伴，全力照顾，这对父亲来说是很大的安慰”。在贤实看来，这是一个永远的“还债”过程，只是出家人的还债，债主却再也不仅仅是自己的父母，也包括天下所有人的父母。
“有抵抗力之后再放手”
贤实希望最终有一天父母可以转变观念，但父母对孩子前途的担忧，绝不仅仅是几次相见就能消除的。对于他们两代人来说，悖论在于：“他们来了之后，可以保证（我出家这个决定）不是错的，但走了之后，又不能保证那是对的。”贤实的父亲说，等哪一天时机成熟了，贤实可以回趟老家，亲自给家族亲戚们一个交代。
在龙泉寺，贤实没有“单资”，即外界所熟知的“和尚的工资”，一切生活用品，都可以向寺院申请，用完后归还。法师们凌晨四点早起诵经，每天上课，直到晚上八点半自习结束，一个小时后结束一天的时光。
年轻法师们很少外出，头几年都在学习佛经，而且也不能上网，“保护得比较好，有抵抗力之后再放手”，贤实笑着说，“信仰不是那么容易建立起来的，它需要一生去坚定和历练，
有人生的体验，信仰才会牢固。“但他自己已经学会不再用俗世的眼光去看待很多事情，比如”诱惑“，他会把很多问题追溯到”贪嗔痴慢疑“上去解构掉；又比如”烦恼“——
烦恼当然会有，“什么时候没有呢？那只能是成佛的时候了。”
目前贤实跟随学诚大和尚在广济寺驻寺工作。学诚法师同时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贤实是他的助手。这里可以上网，小时候练过武术的贤实至今对武术喜爱有加，偶尔也会看看李小龙的老片子，甄子丹的《叶问1》看过了，“《叶问2》好像网上还没有出来”。
最近他同时在研读儒道释三家的学说，尝试通过系统的学习，与西方文化进行一个融合和交流。至于未来会不会还俗，他觉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希望自己这一生能真正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广济寺是一个安静的禅寺，在元朝又名报恩洪济寺。在一个俗人罕至的下午，清风徐送，杂音不闻，我们对着一只睡猫闲聊，直到寺庙的人好心来提醒他：该吃晚饭了。我向
他合十道别，他赶紧立定，双掌合十，又是以飞快的语速念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才转身离去。
在斋堂里等待他的，除了盛夏的冷气，还有一碟罗汉菜、粥或者馒头。
（注：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张振实及贤实均为化名）
三月不浴而不闻其臭爱国道长楼嘉咏
他一反俗世人的定见，大谈政治与爱国，认为“爱国就是最大的政治”
蘸着醋吃完了15个猪肉白菜饺子后，额头微微沁汗的道士楼嘉咏从胡同里出来，步入初夏的夕阳余晖，避让从建筑工地的窄道扬尘而过的轿车，前行，走到嵌有元代赵孟頫所书“万古长春”四个大字的影壁，右转，从已半掩的木栅栏进去，在牌楼后一棵大树下的石凳上盘腿坐定了。
道士在练功
“吃饭了吗？”两个未曾结髻、长发及腰的道友疾步经过，其中一个扔下这样淡淡的一句。
“吃过了。你呢？”楼嘉咏轻且柔地答道。
一个月前不知何故的上火，非但害了喉咙，在北京白云观的这个出家人看来，这甚至会轻微影响修行。就如素食能养得气清，荤食则使气浊一样，所谓“大道清虚”，总须从细微处用功的。
不过，最近为了应对道教学院的考试，譬如静坐这样的功课，他亦已有一小段时间未做了。“星期一考英语，”他盘算了一下，“只要英语过了，别的都好过。”别的科目还包括“专业课”，比如老庄之道，还有一堆“说了你也不明白”的道学课程；古文、东西方哲学，以及——政治。
考试“要背好多东西”，抽一个下午，和我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记者不着边际地聊天，楼嘉咏多少有些为难。幸好，不同于一般的神职人员，他是白云观道教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庶几可算是一个“自由人”，此前所恪守的丛林仪轨，多半可自行网开一面。按照规定，道士们需要清晨五点“开静”，晨钟敲打81下之后，开始打坐、诵经、执殿、斋食，然后继续打坐、执殿、斋食、诵经……直到晚上九点“止静”，在一墙之隔的方外世界还灯红酒绿时，入睡。
7月22日，他将飞到青岛崂山去，为参加每两年一届“玄门讲经”的道士们做示范——两年前，他拿下了上一届玄门讲经大会的第一名。如无意外，年近而立的楼嘉咏将在明年毕业后，在这个中国道教三大祖庭之一的宫观荣升为道教学院的讲师。
做道士本身就是爱国
6月29日晚饭前，学院给十几个学生每人派了一个电脑包，还有一块银铸的纪念币。一个头大如钟馗的道士大呼小叫地冲进行政办公室，领了东西，又兴高采烈地跑开了。楼嘉咏安静地收了东西，坐在后院的石凳上，树上不时有鸟的干粪随风落下，他只是坐在那里，微笑。
他不喜欢嚷嚷，讲究内心清净，换句话说，“应物自然，自然不为物累”。
2001年，浙江绍兴人楼望永19岁。从初中退学，做过服装厂、五金厂工人，学过木匠、裁缝、修过轿车并当过理发师之后，他忽然觉得，自己再也不适合留在父母身边。在此前的两年，母亲遭遇车祸，父亲倾尽家财疗养妻子，他则始终侍奉在母亲身旁。在苦痛和不足为外人道的“神遇”之外，生死无常的想法总是盘旋在楼望永的心头。11月，他只身来到白云观，拜时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的闵智亭为祖师，蓄发为道，道号嘉咏。
他并非没有考虑过做和尚，不过，他嫌做和尚落发形象不佳，更重要的是，左思右想之下，“民族感情”占了上风，按照他后来的感悟，“做道士本身就是爱国”。
楼嘉咏每天都看央视新闻频道，七点整的新闻联播自然是不能落下的额外功课。2008年的北京奥运、2009年的建国60周年庆，以及诸多的历史剧，如三国、水浒、狄公案、包公案都是他曾经追赶过的。
但他忽而又感叹“现在的主流文化引导得不好，俗文化很低俗”，连过去只属于三教九流娱乐的东北二人转，现在居然也登大雅之堂了，“男人扮女人，不伦不类”；他也上网，听过《老鼠爱大米》，亦觉得荒诞，“爱着爱着就成了老鼠了？那成啥了！”
相反，他尊崇张良、诸葛亮、邱长春、刘伯温这些“祖师”。在他看来，这些帝王师“都是为当时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立下过不朽功劳的啊”。如今，道教界人士参政议政，也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做帝王师。
手持羽扇的楼嘉咏，往往在言谈中表现出让俗世人惊诧的“政治正确性”。如果你质疑他的身份是否与讲政治有丝毫的冲突，他多半会按捺不住地告诉你：即使是道士，也应该维护祖国的统一，要有国土神圣不可侵犯的觉悟；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要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毕竟，“我们国家现在政通人和、风调雨顺，这么好的社会环境来之不易。”
在谈论“爱国”这种宏大议题时，他会放慢语速，尽量避免在遣词造句时出现误差，以至于有时不得不强硬断句，以一声声的“啊”代替——你甚至会误以为那是国家总理在发表电视讲话。
他认为道教要发挥教员优势，与台湾的道教信众加强联系，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认为道士除了要守国法，也要守教规，“起心动念都要遵守戒律”；要追求国泰民安，“引导信教群众为社会主义社会多做贡献”，总而言之，就像他在强调某个观点时习惯加一句“明白吗”一样，他会给“爱国作为一种高尚的文化”这个话题加上这么一个结尾——
“爱国就是最大的政治。明白吗？”
爱要断，恩不能绝
楼嘉咏每年都会回家去探望双亲。“百善孝为先，”他说，爱国孝亲，本来就与出家之义不悖，“道家历来不出国家、父母之家，出的是情欲之家。”
去年母亲又出了点意外，因此他就回了两趟家。将近十年来，在楼嘉咏每月不定的几百块钱收入中，总有一部分是属于他父母的。他说，“爱要断，恩不能绝。”
父母见了自然欢喜。也有邻里乡人来聊天的，“闹离婚的我就劝他们要和谐家庭，不孝顺父母的就劝要孝顺父母，不爱学习的就劝要好好学习，”当地信奉佛道甚笃，“他们都会尊重我穿这一身道袍。”
平时在道观里执殿，若有香客来倾诉，他也多半相劝，“有离过婚的，说不敢再结婚了，你说荒谬不？”
我们坐着聊天的时候，他接到一个女子的电话，听着对方说了几句，他耐心解释了一番，说作为一个成年人，不应一味依赖师傅的指引，情感、工作、人际关系，都需要自己去好好把握，“我已经把我该说的都说给你了，就像是一只船，我把你渡上岸了，剩下的路就得你自己走，我不可能一辈子跟着你啊，对不对？”
对方痴缠着不肯挂电话，他终于说：“我们在庙里清净修行，你老打扰我，我也有自己的事情，不可能老跟你说的。你看你从那么不好，到现在那么好，多大的改变啊？我已经把你从苦海中救出来了，你自己就不要再走回头路了，好不好？”
我问是不是女施主看上他了，他颇有不屑地说：“哎呦，你看你多想了。我有那么帅吗？你有女朋友吗？怪不得你那么想。”在对我一番质问之后，他送了我一句：“要勇出爱河，出离欲海，修成正果。要断人所不能断，忍人所不能忍，决人所不能决。明白了吧？”
但是，他也承认，“酒色财气，酒我不喝，一喝就过敏，色、财、气的诱惑我都有，如果一点诱惑都没有了，你就不用来采访我了。我就成神仙了。”他近来印象最深的一个梦，是梦见自己到了天庭，看到了很多神仙，就像电视里拍的那样，楼阁台榭，烟雾缭绕，神仙都是书上说的那些，仿佛都认识。但其实做梦并不是好事，因为“真人无梦”，夜有所梦，是因为日有所思了。
末了，我问是否能给他拍一张照片，他以衣冠不整婉拒了，说急着去澡堂洗澡——那天澡堂开放，他已经有三个月没有洗澡了，“但竟然也不臭。”他仍是轻柔且缓慢地说。
晚风吹拂他白色的道袍和细微的发丝，跟随他无声无息地走向白云观的三券拱门。山门前，一个穿黑色道袍的道长正领着几个男人在打太极——听说这几天又多了几个拜师入门的外人。在渐沉的暮霭中，他们站桩吐纳，纹丝不动。
“海岩剧”编剧金凌云
彻头彻尾的坏蛋不适合表达
“泪湿的感觉是最好的，”金凌云说，“就像猛地往心脏上扎了一针，疼了就是愤怒。但心脏里总有一块特别柔软的东西，要扎进去，再搅一下，像是在抚摸，又有点酸，有点愤怒。
金凌云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在“海岩剧”中与海岩联合署名的编剧。《独家披露》是他写的第一个剧本，之前他当了十几年记者，写过一本不怎么畅销的小说，从未涉足电视圈，但偏偏就是这样，他成了海岩的“搭档”。
海岩连续剧《玉观音》
编剧们的“十万元俱乐部”
金凌云看过不少海岩的连续剧，从最早的《便衣警察》、《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到后来的《玉观音》，那时候他对海岩的印象是“煽情大师”。
“海岩剧”常少不了大杂院，这是个产生冲突的“温床”。“大家喜欢看，是因为里面总在讲家长里短的事，而这些事可能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着。”金凌云这么总结。
后来，在他创作《独家披露》的前期，住在崇文门附近一个安静的小区，但总被“隔壁夫妻的大声吵架恼到”，可其中有些“对骂”，也被他直接拿来用作了台词。
《独家披露》是一部以记者为主角的电视剧。2007年，金凌云出版的小说《包在纸里的火》虽然卖得不怎么样，但经由此书编审的“搭桥”，海岩看上了小说中记者的视角。
第一次见到海岩，金凌云就觉得他是个“擅于聊天的人”，知道怎么让对方讲故事。接触久了，他渐渐感受到海岩对人物性格把握的“强硬意志”。比如，他们赋予一个剧本人物“率直”的个性，但对于用什么情节来表现人物的“率直”他们常常不能统一。
最初的时候，金凌云将写完的剧本用A4纸打印出来给海岩过目，海岩在上面画满了圈圈线线，最后干脆附上一张同样大小的纸，详细写下他修改的内容。改的次数多了，两人也开始渐渐“不谋而合”了。
在这部由他们两人共同创作的《独家披露》中，金凌云会先和海岩就故事情节的发展做长时间而又充分的讨论，再分头执笔，最后所有的文稿都交由海岩统筹，再润色。
2007年11月，好莱坞的编剧们一闹，不仅在原先平均20万美元年收入的基础上，又将酬劳提升了一个量级，还分到了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发行影视作品的“一杯羹”。
而这三年来，中国编剧们的整体收入依然“窘迫”。据金凌云介绍，刚入行的新手，每集剧本的报酬只有三四千元，有一些作品问世后，酬劳会涨到每集一万多元。著名编剧的收入则超过每集十万元。
在“十万元俱乐部”里，海岩是“红得最早”，也是“资格最老”的。除了每集剧本的收入外，他还常常能分得播出总利润的20%至30%.
海岩在一次接受《青年周末》的采访时说：“同行业中，我得到的算偏高的。按照‘部分先富’的理论，这是社会对我劳动的认可。但我要强调的是，在这个时代里，不能都跟《哈利？波特》的作者比，那不得气死啊。”
编剧行业还潜伏着大量的“枪手”。他们大多是影视专业院校还未毕业的学生，替一些知名编剧写剧本。制作公司开给“枪手”的酬劳大约每集只有1000元。但因为是“暗箱操作”，“枪手”想真正拿到稿费也不容易。
金凌云没有透露他写作“海岩剧”的报酬，这是他和海岩之间的“秘密协议”。
从“扒谱子”到“扒片子”
金凌云喜欢看电影，对《肖申克的救赎》、《窃听风暴》、《再见，列宁》等经典名片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小树林，亮着灯，一辆出产于1946年的普利茅斯汽车停在小路上。Andy坐在里面，头发很乱，眼神呆滞而沮丧。他喝了一口酒，打开一个油布包，枪。汽车里隐约播放着黑人音乐‘你如此精彩，让人期待’，好像是对他的一种嘲弄。”这些情节，金凌云信手拈来。他身上本来就有种文人的儒雅气质，在叙述影片的场景时，音调、停顿，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肖申克的救赎》是金凌云“扒”的第一部片子，“扒片子”，是金凌云接近编剧的一种原始方式。那时候金凌云上夜班，随身都会带着笔记本电脑，随时有空，随时“扒”。他拉着视频播放器的进度条一帧一帧看，用自己的语言将电影的画面复述出来。
这完全凭的是他的兴趣。以前学声乐时，他也有这种习惯。碰到好听的歌，就会去记节奏、调式，反复听几遍，谱子也就“扒”下来了。
“扒”一部片子通常要个十几天，“扒”完后再反复读几遍，也能“锤炼自己的文字”。
2007年，金凌云从报社辞职，正式跟随《公关小姐》的编剧邝建人学写剧本。他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坐两小时的地铁到邝建人的住处。
“有项目就有导演，那时候还没有剧本。”金凌云说，“两个人先商量着定影片的类型。爱情片、战争片，还是剧情片。”跟随邝建人学习时，邝正和导演打算写个反映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剧本，暂定名为《东街西街》。
两人海阔天空地聊天时，金凌云就在旁边做记录。他们还常常会邀来有海外生活经验的朋友，听他们讲文化冲突的故事。随着交谈的深入，故事大纲、人物关系就会慢慢浮现出来。
初步的人物关系形成后，每次聊天前，金凌云都会把人物关系图画在一块大白板上。每当邝建人聊到兴起时，就会提醒，“小金，把这儿记一下。”这是对金凌云编剧工作最初的技术启蒙。“扒片子”时，他连个剧本格式还不清楚呢。
进入写作阶段后，编剧们常常会“闭关”。在金凌云“闭关”时，一次不得已要见个朋友，聊天时嘴里蹦出的竟是剧中主人公的名字，一时让对方觉得很是莫名。
坏人也是审美的
《独家披露》只保留了小说《包在纸里的火》里5%的内容。在与海岩沟通和创作剧本的过程中，金凌云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原本的小说过多地表达了失望，这是不好的。”
2008年，小说出版。这几乎是金凌云对自己记者职业生涯的一次不完全回顾。
小说里写道，面对强拆，屋主李树望以身抗暴，直挺挺地躺在了推土机跟前。工头胡海生大声喝道，“要命的就别闪开，轧死一个赔1万，轧死10个赔10万，老子有钱，赔得起！”众目睽睽之下，“推土机的前轮碾过了李树望的身体”。
颇为吊诡的是，一年后，成都人唐福珍为了抗拒暴力拆迁，在自家的楼顶天台自焚身亡。身体维权者在2009年的新闻界形成了一个报道小高潮，并达到了对维权者们致敬的高度。
“李树望的遭遇是我自己真实的采访经历，车就这样硬生生地从人的身体上压了过去。”金凌云说。采访时间是2001年。
十年前的那篇报道，被编辑压下了。直到2007年开始写作此书，金凌云将这个曾经的新闻事实穿上“虚构”的外衣，它才似乎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我对新闻圈有点失望的情绪，在都市报，各种台面下的交易看多了，就以为圈子里都是这些破烂事。”写小说时，他丝毫不掩饰对现实中某些人的做法看不顺眼的情绪，在书里把他们写得都没有好下场。
而在创作剧本时，海岩的理念“坏人也是审美的”，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金凌云认为，“彻头彻尾的坏蛋只存在于谈话中，不适合写在剧本里。”
“谁都会犯错，但每个人心里都希望得到救赎。”金凌云说，“我们会一味讨厌一个人，往往是因为还不够了解他的内心。”
作为编剧，金凌云开始复杂地看待剧中的每个角色，“带入生活中对某个具体人物的厌恶情绪，都会觉得不那么复杂。”
对于“坏人”，他依旧愤怒，但也坦承“愤怒不是一种特别好的情绪”。“泪湿的感觉是最好的，”金凌云说，“就像猛地往心脏上扎了一针，疼了就是愤怒。但心脏里总有一块
特别柔软的东西，要扎进去，再搅一下，像是在抚摸，又有点酸，有点愤怒，这种感情之间是互通的。“
7月22日，《独家披露》剧组在无锡举行开机仪式，由刚在《新三国》中火了一把的导演高希希指导拍摄。但现在，金凌云已经有些“诚惶诚恐”地开始担心起电视剧播出前的审查。他听一个老编剧说过一个段子。
一个反面角色说，“这个世界就是尔虞我诈，你不先出手，他一定会先害你。”这句台词没有通过审查，因为“表达了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编剧辩解道，“这是坏人说的。”但审查委员会认为，“坏人说的也不行，就是要谨防以坏人之口发泄对现实的不满。”金凌云笑笑，这似乎又让事情回到了原来的起点。金凌云觉得“这可能会是我最害怕的一个经历”，不过他已经打算好了，他不会据理力争，因为“争不过的”。
新闻助理
“鬼子”记者是她“老板”
不管有多忙，黄丽莎都会定期更新博客“鬼话连篇”，和粉丝们分享“老板”的糗事。
新闻助理
如此挑衅举动不被“谴责”，盖因华衷曾痛苦地对黄丽莎表示，“博客中看得懂的内容只有百分之三十。”如果没有华衷，黄丽莎的博客该有多寂寞
“莎莎，帮我翻译一下这个地址。”
“好的。”
“莎莎，有什么新鲜话题吗？难道今天什么新闻都没发
生？“
“我再看看。”
“莎莎，订一张去越南金边的机票，还有住宿的酒店。”
“嗯。”
“莎莎，……”
一句句标准英式口语后，总有一个柔柔的女声接上话。随之而来的，是电脑键盘的“噼里啪啦”，亦或拨打电话的声音。
英国《卫报》位于北京798艺术区那个文艺腔调十足的loft办公室里，一男一女，一高大一娇小，一洋一中，楼上楼下，为了各自的新闻理想，像两个高速旋转的陀螺，忙得团团转。
一个是“总觉得自己老了的洋鬼子，很有童心，很有女人缘，很幽默，很高大”，全名JonathanWatts，被《卫报》派驻中国后，给自己取名为华衷。一个是“办公室一枝花”黄丽莎，华衷的新闻助理。
从“国企”入“外企”
2004年，在国内媒体圈混迹两年的黄丽莎突然疲惫了。采访、写稿、采访、写稿……重复没有新意的工作让毕业时充满新闻理想的黄丽莎感到困惑。
这时，一个去《卫报》做新闻助理的机会摆在了她面前。英语专业毕业的黄丽莎动心了，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她迫切希望换个环境。
“我当时对外国媒体怎么工作特别感兴趣，况且《卫报》是个有一定知名度的媒体。自己用英文和外国记者交流的同时，还可以学习他们是如何做新闻的。”面试很顺利，在毕业了两年零四个月以后，黄丽莎从媒体圈的“国企”迈进了“外企”。和外媒记者一样，新闻助理的薪酬是固定的，并根据媒体的不同，从五千至两万不等。
在1980年代，孔子学院还未像如今这般开遍世界各个角落，各家媒体派驻中国的记者几乎没有汉语基础。于是，“黄丽莎”们通过外交人员服务局派遣，来到“鬼子”记者身边协助工作。他们不一定拥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外语却一定非常好。这个时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翻译。
到了黄丽莎的时代，新闻助理虽仍旧不能左右中国形象的对外呈现，但已在选题确定到采访写作、影像记录等方方面面起到不可代替的作用。
并不是每天都能找到有趣的话题。“华衷就会不停地来问你，有没有好玩的事情，今天是不是真的那么安静。”黄丽莎解释说，外国媒体不用任务量衡量记者工作，写多写少都是固定工资，做新闻完全凭职业道德。由于各家媒体之间存在竞争，如果有媒体刊登了自己没有做的新闻，记者都会觉得这是失职。“这就是外国非常专业的地方，他们真的很勤奋。”
联系采访，安排外出行程，租车……黄丽莎忙得不亦乐乎，熟悉了流程，工作起来自然愈发顺手。一个小小的“被”挑战，让黄丽莎感受到来自华衷的肯定。
一天，一个在校大学生来到《卫报》办公室，提出采访华衷，以完成关于驻华外国记者的论文。几小时后，返回办公室的华衷告诉黄丽莎，采访只是幌子，这个学生的真实目的是来抢黄丽莎的饭碗。“我拒绝了他。”华衷说。
“外国记者一般不经常换助手，除非是助手自己辞职。因为和新人一起又要重新培养默契，比较费时间。”黄丽莎觉得，也许是自己与华衷的默契促使他没有换助理。
“与新闻在路上”
“华衷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和他一起工作很快乐。”说起这段经历，黄丽莎眉开眼笑的，左脸颊上的酒窝越发明显。
和Jon去王菲住的晴翠园参观。鬼子的脚太大，以至于带我们看房的售楼先生每次都三
步并作两步率先冲进样板间再三叮嘱服务员，“快给找个大号的鞋套，最大号的！”
Jon很不能理解Edison（陈冠希）的遭遇，他还以为Edison因为艳照一跃成为大明星了呢，“为什么为什么？他犯了什么错？什么错？什么都没有！他还跟无数人分享了他的快乐
呢！“他还说，自己关于Edison的报道是卫报排名第四的受欢迎文章。
今天和Jon一起采访，…。
不管有多忙，黄丽莎都会定期更新博客“鬼话连篇”，和粉丝们分享“老板”的糗事。如此挑衅举动不被“谴责”，盖因华衷曾痛苦地对黄丽莎表示，“博客中看得懂的内容只有百分之三十。”如果没有华衷，黄丽莎的博客该有多寂寞。
当然，嘻嘻哈哈不过是工作的调味品。一旦进入新闻报道程序，华衷作为记者的专业和勤奋让黄丽莎欣赏。与华衷一起出差的日子，让她感受到“与新闻在路上”的五味杂陈——劳累、愤怒、无助……
在重庆，“棒棒”军、官员、企业家、建筑工人、心理医生、蜘蛛人、巡警、泡吧的年轻人、流浪汉……黄丽莎和华衷24小时内完成了对重庆各个阶层的采访，连续看了两个黑夜变白天。
“当天赶上下雨，我只好一手打伞，另一手腕挂三把长伞，肩抗粗大的落地麦克，胳膊下夹反光板，还要不时躲避镜头，怕影响收音连话都不能乱说，别提多折腾了。”黄丽莎往事“不堪回首”，“回酒店的路上，我真恨不得把腿卸了抗着走，实在挪不动啦。”
在青海沱沱河，黄丽莎裹在羽绒服里，还瑟瑟发抖地在兵站旁的四川饭店采访士兵，满脸堆笑推掉他们递来的啤酒。
在陕西铜川，两人被一群身份不明者以“莫须有”的理由扣留，从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滴水未进。直到当地领导打了招呼，才被放走。
黑龙江哈尔滨、四川卧龙、山东曲阜、浙江义乌……那两年，黄丽莎和华衷跑遍了每一个存在新闻故事的地方。再苦再累，黄丽莎也觉得“值了”。只要有条件，他们可以住五星级酒店，可以坐飞机头等舱。在她印象中，连报纸都舍不得一整份寄到北京的《卫报》似乎慷慨了许多，“据说，是为了让我们休息好，以最佳状态做出最好看的报道。”
事实证明，《卫报》的慷慨物超所值。重庆的纪录片在英国一家电视台播出后引起轰动“我们做这个选题之前几乎没有人去关注重庆，但在我们发掘了这个新颖的题材以后，就有很多外国媒体都跑到那里报道，甚至有些因为奥运会来中国的记者都会专程去一趟重庆。”说到这些，黄丽莎脸上洋溢着自豪。这份成就感掩盖了不能“在纸上”的无奈。因为职业的特殊性，新闻助理的名字最多只能与“对本文亦有贡献”一起出现在文章最后。
回到最初
2007年2月，黄丽莎辞职进入瑞士广播公司成为一名节目制片。她告别了华衷，告别
了曾经享受过的六个星期年假，也放弃了几个月后去英国总部培训的机会。
最后一天工作结束，华衷将一本厚厚的本子递到黄丽莎手上。“这是一本纪念册，有我们一同做过的报道，也有旅途中留下的美好影像，更有‘鬼子’在每幅照片下精心配上的文字。”饭后，华衷把黄丽莎送出办公室大门，“给我一个拥抱吧。”在凛冽的北风中，黄丽莎差点没控制住眼泪。
“我会在新书里骂你的，因为你抛弃了一个残疾人。”踢球受伤拄着拐杖的华衷皱起眉头，这个192公分的大个儿在黄丽莎面前，表情委屈得像一个孩子。这当然只是个玩笑，华衷为找到新“东家”的黄丽莎送上了最衷心的祝福。
也许是新闻人骨子里的“不安分”，在瑞士广播公司干了不到一年，黄丽莎又辞职加入Myspace中国公司，成为CEO助理，开始和其他小白领一样坐办公室。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让曾经总是外出采访的黄丽莎觉得无聊，她怀念起从前每天接触新鲜事物，每天与不同人打交道的工作环境。
2010年6月，兜兜转转之后，黄丽莎又回到她熟悉的新闻助理工作。在朋友推荐下，她应聘为《泰晤士报》驻华记者马珍的助手。
正式录用黄丽莎之前，马珍曾致电华衷，询问是否介意聘用他以前的助手。“他后来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哀怨地和我说，我在给他的‘敌人’工作。”
博客里的莎莎和“鬼子”
东直门外小姐
2006-01-2523：48
英国驻华公使邀请Jon共进晚餐。据说该公使专门负责对中国的NGO发放money，为此Jon还认真地跟我探讨了一番哪天我们也创办个NGO，诓点儿英镑花花。瞅瞅，现在的人都什么素质！
Jon虽说在中国也混了几年了，但汉语还是仅仅停留在“皮蛋豆腐、干煸四季豆、毛泽东猪肉（红烧肉）”的水平上——这都是他老人家每天中午要吃的菜。如果Jon失去午饭，这汉语将会怎样！
赴宴之前，Jon请我帮他翻译一下公使邮件上的地址，“dongzhimenwaixiaojie”。边聊天边写字儿，精力不集中，我居然给翻译成“东直门外小姐”了！（应为“东直门外小街”）赶紧改过来，Jon看了也哈哈大笑。
Jon：ohyeah，没错儿，我要找的就是“小姐”，Ilovexiaojie！
办公室同事CO说，“幸亏发现得早，否则这要给出租车司机看了，还不直接给送派出所去！警官，这位吵着找小姐呢！”
牛X的汉语
2006-02-1819：09
周四的时候Jon没有来上班。下午他发来短信，“中国的学生要学多少个汉子？”我的回复是，“据说常用的汉字有4000多。至于汉子，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学校里女生可以堂而皇之地学习汉子。”不一会儿，他又短信来，“钢笔的笔跟牛B的B分别是哪个声调啊？”吓了我一跳，“你学什么呢？”难道是《黄帝内经》啊，人家的回答是，“汉女”！！！
晚上睡觉前发现手机上有一条未读短信，原来是Jon告诉我，下午其实他是在为报社网站写他的第一篇博客。
Jon的那篇文章讲的是他学习汉语的一些感受以及趣事。文章的副标题大意为：Jon在汉语学习这座大山的一个小土包上发回报道——他的梦想是有一天他的汉语可以很牛B！
文中提及，汉语的四个声调让鬼子们深恶痛绝，Jon也在这一问题上犯过严重错误。他来中国前曾跟一位漂亮的台湾女孩学习汉语，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各种颜色。对话练习，Jon发问，“老师，你的笔是什么颜色？”老师顿时满脸通红，大笑着翻过那页教材，开始讲下一课，搞得Jon很是纳闷。事情过去很久他才知道，原来当时他把“笔”发成了第一声！可怜的台湾妞儿！
记者的八卦
2006-07-1003：51
周三跟我的同行飞、玲、眉、平一起吃饭。玲的上司杰夫是个198cm的傻大个儿，大概是北京最高的记者了。连身高192cm的Jon每每提起他都是一脸的肃然起敬，蹦到凳子上把手举得老高，边比划边说，
“他真的是enormous（巨大无比）！”这词儿据说很少用来形容人。这么高的海拔，可想而知进门儿有多难了，感觉跟地道战差不到哪儿去。于是玲总是好心地提醒杰夫要注意门框，可是鬼子偏偏不领情，“AmIthatstupid（我就那么笨，这个都得你提醒）？”转身，咣！“Jesus”，额头就跟门框打上波儿了。玲说看着他那样儿还真是有些替他疼啊。不知玲有没有及时补上一句，“Yes，youare.Evenmorestupidthanmyimagination！”
眉的老板是个德国鬼子，马斯，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了，汉语很不错。有次出差去哈尔滨，司机见到一个大鼻子在车上，不免心生横敲一杠的想法，到达酒店的时候向二人索要天价车费。眉刚想争辩，马斯大手一挥，“你先下车，我来解决。”不一会儿，马斯带着一丝得意的微笑大摇大摆地踱进大堂，眉问咋样了，鬼子说“我没给钱，因为他骗人”！拳劝各位，再
也不要把这些外国友人当作改革刚开放四六不懂的那拨儿了，否则吃亏的是咱自己！
飞是我们当中做这行最久的，从大学毕业开始还没有换过报社，先后配合过三任记者。第一任是一个老头儿，每天飞都到他家里去工作。所谓的工作呢，就是陪老头儿一起看碟，
基本都是莎士比亚一类的。老头儿还会不时地按下暂停键，耐心地为飞讲解，然后搬出原著翻到某页一指，“瞧，就是这段”。哪里是工作，分明是在上英美文学赏析嘛。看完碟呢这
时间就不早了，飞也该回家家了——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当我双眼放光地给Jon描述这天堂般的生活，Jon捶胸顿足、痛苦万分地感叹，“驻外记者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是啊，我们怎么就没赶上呢？
网络推手：有关“五毛党”的传说和现实
女星博客点击纪录背后
深夜十点，北京西五环杨庄路上的麦当劳餐厅人声鼎沸。
“我是王子壮。”把iPhone从耳边拿开，从人群中挤出，一个北京男孩坐在记者面前——松松垮垮的大T恤，长过膝盖的篮球裤，半长的自来卷头发随意散落在脑袋上，一如人们印象中的网虫宅男。
23岁的王子壮就是一个曾经的网络推手，而且已经是这个行业中的“骨灰级”前辈。
或许是看了一天电脑的缘故，王子壮看起来有些疲惫。“其实这个行业一点都不神秘。”说起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王子壮一改颓气，双眼放光。
网络推手
2006年，当网络推手鼻祖“浪兄”推红了“天仙妹妹”，并让她得到国际大品牌手机代言机会时，19岁的王子壮只是个刚入行的“菜鸟”。就像所有新员工一样，拿着一千来块的工资，他的工作就是到各大论坛注册账号，灌水，回复，留言，等待账号升级；或是建立QQ群组，寻找在校大学生、白领做兼职网络推手，为今后大量的发帖和创造点击率积蓄人脉资源。这些人，被王子壮称为“下线”。
简单、重复，王子壮甚至拥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打游戏。在这期间，唯一让他有些兴奋感的活儿来自于“推”某知名女星的博客。
这个博客点击量曾经创造纪录，但“完全是我们筑起来的。当时很多公司都在帮她推，真正靠普通网民点起来，不现实”。王子壮有些小得意，“用的是服务器，就像黑客一样，不停地攻击，它可以每秒钟点击上千次、上万次。”他呷了一口杯中的可乐，“如果是靠人工用鼠标点击，那我现在喝可乐的时候手一定抖。”
“跟传销网似的”
2007年，随着一批批新人的加盟，王子壮升级为老员工，更为繁琐的活儿开始压到他并不宽阔的肩膀上。
此时，越来越多的企业注意到“网络公关”这种新兴的低成本营销模式，纷纷开始尝试走网络推广路线。当年年末，某湖南企业与王子壮所在公司签订合同，由他们公司负责推广这家企业生产的白酒。
从什么都没有，到推广帖子最后的几百万点击量，王子壮看着这“瓶”白酒的知名度和销量有了上升，这一过程却是漫长而枯燥的。
企业提供的资料为王子壮减轻了不少压力：雇用专业写手撰写的品酒心得，精美制作的图片广告，王子壮想要什么，白酒企业就提供什么素材。“有的企业就不会提供这么高级
的东西，有时候枪文得我自己去找。“
这时候，王子壮在各大论坛“养”的账号开始有了用武之地。由于一些网络论坛凭
级别限制发帖的数量和内容，因此高级账号常常可以帮助完成枪文的转发。而当自己账号不够高级时，王子壮也会从专门的养号网虫那里购买高级账号，“20块钱一个”。
当然，点击率和发帖量的任务是艰巨的，他会给“下线”们分派任务。“当时的那个关
系网已经非常庞大了，跟传销网似的。“王子壮连比带画，扳着手指对着记者数起了数。
“我手上有这么20个QQ群，每个群有500个人。这500个人里面每个人说不定手底下还有十几个群，这十几个群里面每个可能有两三百人。你想，如果我今天要发一万个
留言，速度有多快。“
完成留言量后也并不是从此高枕无忧等着收钱了，客户的要求可是“保质保量”的，王子壮还要等着“下线”汇总工作进度。有些回复或者讨论因为发帖时间或是语言风格会
被删除，因此王子壮必须每次从下线们粘贴留言链接的报表中抽查几百条，保证至少80%的回复有效。
只有到这时，他才会把报表交给客户，由客户进行最后的验收。“对方公司可能会抽出这里面的十个八个，点了看有没有，如果确实有就说明你这报表是有效的。”
实际上，网络推手的工作衡量标准并不是对产品有刺激销量的效果，客户除了查看买断的留言是否还在，还会考量真实由网民留下的评论有多少。“客户不会说你今天要把我
这个产品推上新浪首页，只会告诉你，他们需要达到一种什么效果。“
比如，客户买了一万个留言，可最后却出现了一万五千个留言，那么这五千个就真是留言，他需要的效果也就达到了。
“这是我最有满足感，最有成就感，最喜欢的一个（项目）了。”王子壮说到此处双眼发亮，连用了三个“最”。“公司销售出外谈生意时，经常引用我的这个项目。公司去谈客户，不可能介绍说现在我们有多少人，能达到什么效果，那都是空谈。最直接的，还不如打开一个网站告诉客户，这就是我们推的效果。”
“要把断层卡好”
业务较多时，王子壮甚至同时进行10到20个项目。有时，王子壮从办公室开车回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四点。洗澡睡下没多久，他又得在九点前抵达办公室。
当然，也并不是每次任务都一帆风顺。由于短时间内点击量增涨速度过快，回复量过高，推广某产品的专业论坛曾被封，所有留言点击量全部作废。而此时，距离客户验收的最后期限还剩下不到十天，这让王子壮感到崩溃，却也无可奈何。“这时候就必须重新找一个目标，从头再来。”
到最后，自动刷留言和点击量的机器不够用，他必须自己编留言，用代理服务器发到网上，以防止IP地址重复。编到最后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看着公司从小型网络公司迈入中型行列，员工队伍壮大到了90人，年轻的王子壮也从“菜鸟”晋升为元老和骨干，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成为他的助手。
策划、报价、带领团队做项目，就像升职记里的杜拉拉，王子壮也感悟出些许职场心得。“要把断层卡好，坚决不让上头或下线知道我们中间这块是怎么操作的，绝对不允许，如果你允许了，他直接找下线了。”他所在的公司，也有这样的“惨痛教训”。
之前曾让王子壮引以为傲的白酒项目，虽然网络推广的效果不错，但这家白酒企业的第二波网络推广，却是“自给自足”，有了自己的网络推广部门，当初负责和王子壮他们联系的人就是那个部门的领导。“他平时经常在我们这边看着我们工作，一套程序已了然于胸了嘛。”
成为骨干，王子壮的薪水自然水涨船高，不用再拿着10张红彤彤的票子却不知道怎么花才能温饱了。不过，王子壮有时候也“狡猾狡猾”的。
“干这行，脑子死的挣不到钱，但不能玩火。”对于网络推手而言，那些“下线”们顶帖留言自然有报酬，“如果公司制定一块钱一条留言，那我可能八毛钱就做了，其中的差
价就可以算是公司给我的提成吧。“
当然，“一块钱一条留言”在网络推手行业中只是个传说。通常情况下，“下线”们每发一条留言，可以得到五毛钱，这也是网络“五毛党”的来源。“五毛现在已经算贵的了，
更廉价的还有两毛的。“王子壮撇了撇嘴。
“网络打手”不是主流
2009年，王子壮因为个人发展原因，选择了辞职离开。
“如果我还在这个行业干，还在这个公司干，薪酬肯定会多，当年我的手下现在都拿五六千了。但这不是我想要的。”
而且，随着互联网web2.0时代的到来，开心网、校内网等社交网站也逐渐成为网络推手们的阵地。大大小小的网络推手公司也开始泛滥起来。
现在在百度搜索栏输入“网络推手”，搜索结果第一页几乎全是推手公司。“其实有些公司你过去一看，就是一套普通民宅两居室，里面有三四个人。”这样的小型公司在北
京有几百家。“因为他们只要手上有下线资源，就可以承接一些项目，有时候做出来的效果不比大公司差。”
市场竞争中不断涌现出的大小推手公司，也让王子壮公司的项目利润一跌再跌。“公司的盈利就是，客户给钱，减掉给下线的钱，再减掉给网站的维护费，就是我们的利润，一般就剩下不多了。”
这也是王子壮辞职的原因之一。“要满足手底下的胃口，要满足领导的需求，要满足客户的胃口，那只有从你这儿削肉了，还能‘剥削’谁。”
另外，随着网络推手行业的发展，所谓的“网络打手”也一并出现。这个词通常被指由企业雇用在网上攻击、抹黑其竞争对手的网络推手，他们通过发现或者制造企业的一些
负面事件，然后通过网络不断地转帖、顶帖加以放大，其中往往夹杂着辱骂和攻击。
“‘网络打手’招聘。薪资待遇：每个回帖：0.1—0.4元，每篇原创文章：5—10元，工资每日支付；要求：上网熟练，平均每天工作投入约1—3小时，具体根据效率自定，熟悉论坛操作……”像这样公然招聘“网络打手”的信息分散在网络的各个角落，挂在论坛，挂在博客，或是在QQ群内转发。
但王子壮说，“打手们”在这一行里其实并不被认同：“这些都是中小型公司做的，太低级了。我们都是有职业道德的推手，这种（负面炒作）行为会被整个行业的人鄙视。他们
也不想想，做完了之后，被业界知道了，同行怎么看，损人不利己，不能干。“他依旧对这个行业有着感情。
私人飞机顾问：帮富豪买飞机
杨笑侬今年39岁，有一张湖南人的倔强脸孔。十三年前，他决定做一样没人碰过的生意。由于没人干过这行，他得自己给这个行当取个名字。那年杨笑侬从民航湖南省管理局辞职出来。在航空业工作七年，让他熟识了各种飞行管理的条例。他想帮别人买私人飞机，并给他们解决在中国开飞机的各种问题。杨笑侬想了一阵子，决定管自己叫“私人飞机顾问”。
私人飞机顾问：帮富人买飞机
帮远大买飞机1997年，中国民营企业中最轰动的一条新闻来自以空调起家的远大集团，CEO张跃从美国买回“塞斯那”公务喷气式飞机和“贝尔206”直升飞机各一架。中国老板开始买私人飞机了，这实在是当年媒体眼中不得了的事。而对于老百姓来说，私人飞机则代表着普遍的对财富的热望，“仇富”还没有成为大众之中泛滥的情绪。
实际上，远大集团的飞机早在头一年就已经买回来了。然而，飞机从美国运到广州之后，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广州到长沙，还有600多公里的航程，没有民航总局的批准，飞机不能上天。
当时杨笑侬还不知道这回事，他只是听说，远大要买飞机。杨跑到远大集团，找到一位负责人，说要给他们当“购机顾问”，对方并没有放在心上。杨笑侬回去，连夜写了一
份购买私人飞机的申请报告交过去，一等就是几个月。这几个月里，杨的家人从未停止担心：一份好好的工作丢掉，靠卖飞机过日子——中国能有多少人买飞机？这生意能不能养家糊口？
远大集团的电话终于来了，他们不清楚杨笑侬的本事和底细，但是别无选择，只好试一试。
两个星期后，杨从北京拿到批文，两架飞机合法运抵长沙，中国私人飞机第一次展现在公众面前。
在严格意义上，远大集团的飞机是以公司名义购买，并不算真正的私人飞机。然而从那以后，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私人飞机的新闻，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第一架真正意义的私人飞机
十几年来，杨笑侬在业内积累的名气，让他不必再去毛遂自荐地找客户。想要购买飞机的顾客，往往慕名而来。他要做的事，是给客户提供149种市面飞机的性能参数，109种飞机的运行成本，以及69种飞机的保值性参考。如果有必要，他还会带客户去机场看设施和他经手过的飞机。
他打交道的人，多半是所谓的“富豪”，要么确实需要一架飞机，要么纯粹是个人爱好。
“私人飞机顾问的钱很不好赚。”杨笑侬算着账：全面委托购置一架飞机，即从选择飞机型号、配置，到进口运输、试飞和办理飞行许可，收费一般是几十万元。
其中最麻烦的是办理各种手续。
2003年，杨笑侬为一位姓李的上海客户购买罗宾逊R44型直升机，价值400万元。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纯粹以私人名义购买飞机。他向民航华东管理局递交了一份购机申请，管理局从来没办过这种事，最后给出的回复是“无法做出答复”。
杨笑侬无法可想，只好直接将申请交到民航总局。民航总局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们决定去做一番考察，让杨笑侬耐心等答复。
这一等就是半年。杨笑侬和飞机买家，都只能静观其变。
六个月之后，民航总局回函批复，同意购买，但不得用于商务飞行。
杨笑侬随即飞到洛杉矶，采购飞机。到2004年初，飞机终于从洛杉矶运到上海，随即，他又要向民航部门申请适航证、电台执照、国籍登记证。
2004年5月16日15时30分，一架黑色的罗宾逊直升机停在浦东孙桥一座停机坪。李先生进到驾驶室，握住操纵启动了引擎。旋翼缓缓转动、加速，旋成一团影子，机身微微摇晃着，从停机坪上升起来。
周围是上海当地的记者们，快门声响成一片。
“经过13分钟多的航行，横跨浦东、南汇、奉贤三个区，然后稳稳降落在奉贤海湾度假区，完成了他的第一次私人飞机飞行。去年《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实施以来，李先生
成为第一个依此条例完成私人飞行的内地公民。“当时上海一家媒体报道说。为了这13分钟，杨笑侬折腾了一年半。
现在离“第一次”已经过了六年，但这样繁杂的手续过程，几乎毫无变化。
离地三尺要审批
在过去十多年里，世界上最有名的私人飞机制造商，譬如湾流、雷神、庞巴迪，纷纷登陆中国市场。一家奥地利公司估计，在2015年前，中国将有千架私人飞机上天。亚洲
地区最大的私人飞机销售商“亚洲jet”执行总裁迈克尔？沃尔什也在近日发表预言：“十年内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飞机拥有国。”
然而这个市场却不那么好打开。
“离地三尺要审批。”杨笑侬笑道。
在这个行当干了十多年，他觉得市场跟十多年前并没有明显区别，想买、敢买飞机的人多了，但是政策障碍还是很大。最让他头疼的事就是“对付民航和空军”。
“我们的管理体系是出于一个原则：普通老百姓什么都不能做，除非有批文。而管理部门什么都可以管理。就算拿到了飞行许可，每次飞行，也都要向当地空管部门申请批准。”
杨笑侬说，“很多人想买飞机，但是能不能飞，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
一个在东莞的酒店老板，买了一架直升机，只能从酒店飞到附近海滩，去别的地方想都别想。这几年，他开始越来越慎重地对待上门的生意，对一些犹豫的客户，他甚至主动劝对方不要买，因为过分繁杂的限制，会让飞机拥有者失望。他本人也为这些条条框框感到疲
惫不堪。这几年，他往国内进口的飞机只有五架，倒是国外的客户通过他在中国买走了十几架二手飞机。
“没办法，外国人要飞机上天，太方便了。”他叹气。
隔三差五，杨笑侬就要接受记者的采访。他总是要强调一番：私人飞机并不都是奢侈品，跟汽车一样，它也是交通网络的一部分，是一种交通方式。
因为喜欢钓鱼，这位私人飞机顾问不久前买了一条船，结果发现，让船合法地下水，比飞机上天还难。
“国家管得太多了，难怪我那些客户要跑到国外去。”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