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高中同学们》这篇文章我看到的是，中西教育方式的对比。
而从教育学角度讲，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教育”的定义是，个体社会化和社会个性化的过程。
咱们从文章的对比中可以看到：
1. 在中国公立学校，很明显，学生的个性没有被发展，或者说明显被压抑。而偏重了社会化，也可以说更局限于于同质化的发展。
2. 在国际学校，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成为他们学习的动力。而学生所在家庭所占有的社会资源确保了他们能够充分发挥所长，并且展示个人兴趣。也就是说家庭财富给予了学生更多选择的机会，以及更多的优势。
这里先估且不谈孰好孰坏，只从实用性角度讲。
假设，一个民营小企业希望招聘一个销售人员。那么这个销售所应该具备的技能无外乎：能说会道，察言观色，腿勤手快心眼活。而很遗憾，这些技能在高中阶段都不能锻炼。学生的精力反而被用在了学习倒数微积分上，亦或政治经济学上。由此事例可见，假如不读大学，高中的学习对一个学生往往没什么用，而极大量的公立高中的作用也就仅限于备考大学。
而进一步引申，鉴于中国大陆现有的教育体系沿袭自前苏联的模式，而且从科举考试到1977年恢复高考，整体教育体系都几乎是本着“精英教育”为目标的。所以，咱们基本上可以确定，现在中国的公立高中仍旧是以高考分数作为唯一衡量标准进行精英筛选。
反观国际学校的教育方式，假设文中所有学生均不读大学或名落孙山。那么我么不得不承认，文中所提到的，学生在国际高中所获得的种种技能，比如：音乐，艺术，社会实践，人际交往，甚至寻花问柳，都是对他们未来的生活和学习有益的，或者是能帮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生存下来的(即使他们不读大学)。因此，让我们大胆的提出，国际学校的教学方式更贴近生活，更实用，或者更倾向于通才教育。
这里也就是，中国的公立学校更像是精英教育，而国际学校却是通才教育。
但是，咱们设计公立学校的初衷难道不是，用纳税人的钱普遍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为社会培养更多的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而精英或许就应该产生于少数天赋异禀的孩子或者家庭之中。
所以可不可以这么下结论：中国大陆的公立学校不是面向社会大众，而过于倾向于培养精英。
另外，还有有两点没有讨论。
首先，仍旧进行精英教育，并使用高考作为简单唯一标准进行人才筛选的合理性来源于中国经济的现状——人口多底子薄，社会资源短缺，尤其是教育资源稀缺。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牺牲差生利益的借口。就像文中所提到的那样，“老处男”那样的勤奋努力、成绩优异、善良质朴的学生被逼成了差生。而且为了成绩的提高，他被逼牺牲掉了人性中最宝贵的部分——诚信与尊严。为了成绩，他选择了作弊，而牺牲掉了诚信;为了不让父母知道，他选择了以死相逼，而牺牲掉了尊严。
反观国际学校的状况。即使很多学生选择了“物欲横流”、“急功近利”、“放荡不羁”，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这些都是学生自己作出的选择，而不是体制的压迫。他们享受着，并骄傲于自己所作出的选择，而且没有丝毫懊悔。而另一方面，在国际学校，专心学习也是很多人的共同选择。无论学与不学，想学或者不想学，学生们都不后悔，都在追寻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因此，可以这么说，国际学校保留了学生的选择权。精英教育不仅牺牲了学生的选择权，还牺牲了学生的个性;而更多的淹没了普通孩子的利益。而很遗憾，公立学校的精英教育所选拔并培养的也并非100%的精英。
其次，对于私立国际学校的问题，文中作者也没有回避。过度的自由，不一定就有好的结果。例如，大哥说：“要搞基的话我就跟他们一起玩，反正也没什么，多点经验没啥不好。”本着不以性取向判断人的立场，和充分尊重所有人(包括未成年人)享受性欢愉的权利的立场，如果一个高中生(多半未满18周岁)参加同性恋派对，高中生之间的共识应该至少是“生理上和心理上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而不是单纯的体验新鲜刺激的经历。也就是说，过度的个性化反而有可能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针对上面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也不难想，只是很难办。增加基础教育投入，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阶段。让所有的公立学校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运动场、计算机中心、充分的网络资源、和多样化的艺术培训。但是，困难之大也不难想象。这篇文章的小作者据猜测应该来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里的公立高中教育尚且如此，中西部地区更不必多言。
但是，难在缺钱吗?给一座城市修一座机场的价格会高于给这座城市的每一所高中都建一个图书馆的价格吗?一辆20万的轿车，难道不能换来50台电脑吗?!现在国家为了提振经济，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难道教育不是基础设施之一吗?为了创造农民工就业，高铁高速高架和修建图书馆运动场的区别在哪里?难道原因在于，教育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基建是立杆见影。政府和领导们的确可能目光短浅，只顾眼前政绩;但是又有多少普通民众目光放在了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