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赋理：中国改革或引发多米诺效应
中国想要什么?持续的增长和更幸福的市民。怎样实现?经济改革。听起来相当简单。
但“改革”本身就是个捉摸不定的词。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的问题众所皆知，其中每个问题都跟其他问题存在潜在关联，且大部分问题解决起来都将面临阻力。要想取得成功，新的领导人需要在以下三个领域发力：效率、创新和环境。
更好，而不是更少
我们经常听到有关中国投资过多的抱怨，但这些批评不见得就是对的。据世界银行，在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为48%，对一个半城市化国家来说，这并非一定是坏事。相比投资过多，投资效率过低才是问题所在。银行信贷定价不当，意味着它们更愿意给有政府背景的借款人、而不是私人企业放贷。腐败是效率问题的一部分，虽然腐败同时还是社会不公的元凶之一。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废黜大型国有银行，将它们置于更激烈的竞争之下。大型国有银行占了全部未偿贷款总额的一半还多。具体方案包括，让利率浮动到更加现实的水平;改善治理，这样银行就可以按照商业原则而不是靠关系来发放贷款——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消除腐败还只是个遥远的梦想。
阻力之一来自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银行是大型雇主：截止六月底，前四大银行雇佣了150万员工。信贷的重新分配可能导致坏账问题，因为有些借款人或难以展期它们的债务。不过，若储户和投资者因此获得更高的回报，而消费者和公司得到更为平等的融资机会，那么这些改革措施应该能得到广泛的支持。
第二大挑战是创新。发明和适应的能力是依靠国外科技和服务的中等收入国家与自己创造财富的富裕国家之间的区别所在。一个为创意提供保护的运作有效的法律体系将会对此起到帮助，不过构建这样一个体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扶持创新的方法之一是削弱国企的垄断地位。国企的存在不见得一定是坏事，但保护下的行业通常不会那么锐意进取。开放电信和能源等领域让公司参与竞争将提升效率，鼓励创新行为。在这里，既得利益群体又一次成了绊脚石。公司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且相互之间关系密切，而地方政府不愿意再次看到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裁员下岗的情景。 最后是环境问题。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了市民的愤怒，近期宁波的抗议就是一例。况且，大肆开发稀缺资源牺牲的是未来的增长。解决方法之一是为水、汽油等资源制定合理的定价机制，鼓励资源耗费大的工业用户改变经营方式。
不过，政治家们似乎倾向于把环境问题留给未来几代人解决。而且，能源的清洁与否与可获得性之间往往难以兼容：煤炭资源充足，但不是清洁能源;开发清洁的页岩气资源需要大量水资源。对中国而言，最好的办法是大量投资科技，开发既清洁又充足的能源——但是，这样一来改革又成了绕不过的话题，毕竟，是改革培育了创新和效率。
有关资本的一个问题
在中国，改革通常需要依赖其他改革成果。让银行合理分配信贷，但在债务变成坏账时，它们需要政府来纾困;强化法律体系，但可能会削弱执政党的地位;城市化是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城市居民的扩张给政府预算带来了压力。没有哪个问题可以靠某个单一的方案得以解决。
这可能就是现任政府没能让改革持续推行下去的原因吧，虽然这个政府在十年是时间维持了高速增长和稳定。像独生子女政策和户籍政策等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清理。
新一代领导人可能会不一样。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新一代领导人有没有改革的意愿、而是能不能树立足够的政治可信度克服阻力。这需要时间慢慢积累。新一代领导人身上将聚集着两代领导人以及其他党内高官的目光。即使在最好的情形下，巩固权力也需要好几个月时间。
最大的希望是：新一届领导人的风格更偏向于邓小平，而不是现任领导层。邓小平是中国领导人之中最能跟成功的改革搭上边的。当早期的改革开放导致了大面积的腐败时，邓小平坚定不移地把改革推动了下去。对此他有句评论：“当你打开窗户苍蝇就会飞进来”。彼时，就跟当下一样，作为经济改革的最佳工具，除了舞文弄墨，一个坚定顽强的头脑也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