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义乌，民间发明者杨宗福正在加班加点地制作“诺亚方舟”。这种售价在150万元到500万元之间的逃生装置，已经接受了26个预订。他本人并不相信“世界末日”的说法，自己设计制作的“诺亚方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逃生装置。
“末日论”并非玛雅人的独创，几乎所有文明中都有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在2012“世界末日”预言之前，有据可查的就有超过80个不同版本的末日预言在不同历史时期流传。其他来源不明的，更是不计其数。
虽然所有的末日预言都被历史证明是虚幻的，但是为何“末日论”会一再出现并广为流传，甚至制造不少或大或小的混乱呢?如果从人类的演化来观察，可能会发现一些端倪并找到某种答案。
表面上看，末日情结源于各种宗教的弥撒亚的传教以及末日审判，但是本质上末日情结既存在于每个人的生物基因中，也贮存于人类的文化基因中。
如果认为万物都有起源(萌芽)、发展、成熟、衰老和灭亡的过程，那么，地球和人类的产生同样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根据科学家的推测，宇宙和地球最初都产生于大爆炸，而地球是在约46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中产生的。地球上的生命又可能发轫于“地狱之火”，因为地球在形成的最初6亿年内不断遭受巨大的小行星的撞击。此后500万年前人类与黑猩猩分离，20万年前现代人类出现在非洲并走出非洲。
如果说地球上自有生命以来的40亿年是一个夏天，那么，过去20万年——从现代人类的崛起，到农业、工业、贸易、语言、艺术、宗教、科学和城市的兴起，以及所有以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是日落之前一闪即逝的萤光流火。然而，正是在看似萤光流火般短暂但又极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创造了高度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时也把末日情结牢牢置根于基因和记忆中。
生命既能产生，也必然会死亡，这是自然规律。不过，非自然状态的毁灭生命和万物则来自于各种灾难，包括疫病、饥荒、兵燹、地震和火山爆发等，还有最可怕的同类之间的残杀。所有这些灾难，都在人类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中种下了末日情结。
在进化早期或远古时代，人类并不比其他生物有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原始的狩猎和采摘是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途径和来源。食物的短缺常常让多数人食不裹腹，忍饥挨饿，相当多的人冻饿致死。那时人们就已饱尝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慢慢地，人类进化出了“节俭基因”来应对饥馑导致的末日，只有那些能够在进食后较多地将食物能量以脂肪形式储存起来的个体会才会长期耐受饥饿并存活下来。这是所有人在基因中保存的末日情结或记忆之一。
疫病同样是人类的一种末日。所有能致人死亡和伤残的疫病都会被人视为末日，但是，人的末日情结在14世纪欧洲爆发的“黑死病”——鼠疫期间更为强烈，英国仅在1348年就被鼠疫夺去了全国一半人口的性命。不仅普通百姓把黑死病的流行和夺人性命看成世界末日的来临，就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也感受到世界末日的恐慌，带着一干人怆惶地从伦敦逃到北部的温泽避难。
正是经历了多次疫病和在与疫病的抗争中，人类演化出了种种抗病基因，甚至今天全球约有10%的人体内存在抗御艾滋病的基因也与当时从黑死病中幸存下来的人有关，这也是人们在基因中保存的末日情结或记忆之一。就连中国人体内特有的“苦味基因”也都并非是神农尝百草的神话，而是先民在生存中遗留的对疫病造成的末日和苦难的记忆，但是却成为今天中国人防御疾病的一种武器。
最惨烈的当代自然灾害是地震叠加海啸造成的末日。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9级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波及印度洋沿岸十几个国家，造成近30万人死亡。这也引发了人们强烈的末日情结并作为一种记忆深深嵌入大脑。
这次大地震和大海啸发生后，有科学家称，自然才是最大的和终极的恐怖主义。这也意味着，自然创造的灾难并导致的末日才是终极的末日。
如果认同这样的判断，也会产生另一个推论和判断：人类从事的科学研究并从中获得的力量和人类创造的文明是可以阻止和逆转末日和灾难的。例如，今天，世界各国针对海啸的预警已经说明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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