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禅冲”博客（Conflict Zen）的朋友兼同事塔米-莱恩斯基（Tammy Lenski）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最近一项研究的文章，该研究再次将女性所谓的沟通能力低下归咎于现实中，女性会因为担心遇到“做了女性不该做的事”之类的责备而犹豫不决。
文章中，莱恩斯基综合引用了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迈克尔-莫里斯（Michael Morris）、主任教授张查金（Chavkin–Chang）和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麦克康姆商学院的管理学助理教授艾米莉-阿曼那图拉（Emily Amanatullah）的研究成果：
“尽管女性在许多分配性谈判，包括薪资谈判中获得的经济效益比男性要差，但实际上女性并不缺乏有效谈判的能力或者意愿。然而，女性在谈判的同时会被社会舆论对性别角色的期许所影响。于是她们会避免直截了当，而是将自己的诉求暗含在对话中。当女性在为别人的利益谈判时，她们不会或者更少隐藏自己的诉求，因为这样的情况下谈判看上去更像对别人的关爱，这符合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许。
假想你是在为别人谈判
莱恩斯基建议，女性在为自身利益谈判时，假想自己其实是在为第三方争取利益。我曾在“女性谈判”网站She Negotiates上推荐过同样的策略，但最近我反而开始质疑这条建议。毕竟，无论我们心里怎么想，那些会“指责”女性“做了女性不该做的事”的人仍然会指责你，无论你心里想着自己的利益，还是“假想”着别人的利益。假设为他人争取利益也许会让我们摆脱一些束缚，提出更好的条件。但这不会改善性别偏见。
莱恩斯基指出，我们的研究证实了旁观者在看到女性为自身利益谈判时会建立起负面印象，但同样情况下的男性则不会受到任何负面影响。
那些“商业咨询师”一直都照本宣科地教育女性要做到“冷酷而礼貌”，或者在为自身利益谈判时“不卑不亢”，从而跨出“自尊”和“文化敏感性”的藩篱。还有一些人建议女性将争取自身利益的谈判设计成“双赢”的局面。
作为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带头人，我认为我们必须先把问题的关键——性别歧视（sexism）——指认清楚，否则我们不可能达到我们最终的目标——性别平等。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做了。在第一波女权运动中，女性逐步赢得了选举权。随之而生的还有一些其他目的的运动，例如帮助家庭稳定的禁酒运动以及奴隶解放运动。
开始于1970年早期的第二次女权运动将衍生出的那些运动都抛开，专注于自身的诉求。我们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公开宣布我们要求承担和男人一样的责任，获得同样的回报。反对的声音尽管从未消失，但越来越少。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有过反对女性律师的风潮。但我们坚持了下去，事态也逐步地好转了——逐渐地，我的律师事务所不再只能为脱衣舞酒吧当法律顾问，也不用给保安公司打电话雇佣保镖，以便让诉讼团队的女员工可以像男员工那样方便地建立客户联系。而且我们不再需要刻意将锐气收敛才能赢得审判。
我们改变了文化，而文化同时又放宽对我们的限制，让我们在性别的分界上更进一步。研究表明，性别的界限没有消失，但有了很大的宽容。很大。但边界没有进一步放宽，因为我们将自己的抱负藏进了女性的柔弱之中，去迎合文化对性别的期许。
下面是我的建议。
了解你自己。
当你充分了解了你自己，尽可能找到多种方式来展现你的才华、你的技能、你的教育素养和你的智慧。总是追求贡献你最高的价值，同时也要力争你的这些贡献获得了最高的市场回报。
科技界正在哀悼的那个男人，史蒂夫-乔布斯，从来不在工作中假装自己是个好人，但苹果公司照样兴隆。维朋公司（Wellpoint）的安琪拉-波拉里（Angela Braly）也不是依靠在谈判时假想自己是在为别人谈判，才得到了910万美元的年薪（2009年）。
如果职场上的“成功”是你追求的目标，就不要让那些对你说不的人阻碍了你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