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教授的《我为何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和读者massion的评论文章《长期增长的关键是制度与法律改革》，引起本人对当前经济政策的思考。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证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看法，各自不乏一定的道理。我则认为，如果无法解决当前的积累的深层次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结构(包括体制)，就无法确保今后中长期的中国经济的增长。
当前，不少专家学者提出要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同时大幅减税减轻企业和中低收入者的负担。应该说，这些提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作为政府的政策，则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流于表面化。
不管我们是否把中国的经济模式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经济的主要优点就是资源集中，包括产业的方向性引领和科技创新也是基于资源集中，也就是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赖两个方面，一是组织上的集体意识;譬如爱国集体主义可以在国家主导组织的经济科技活动上显示巨大的能量，中国航天等领域的发展就是如此;二是各种生产要素或者说经济资源有充分的供给能力。
以上正是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政府对经济是否应该干预，干预有哪些正面和负面作用，如何干预，干预到什么程度也许有争议，但是一个国家必须有宏观经济政策是确定无疑的。关键是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立足于微观，着眼于宏观，作用于宏观，变化于微观。如果反过来，单纯根据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缺少微观的实践调查，这样的经济政策或者政府干预肯定是有问题的。就像人人都懂得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的三驾马车，但是随着经济的长足发展，经济运行对结构的要求产生变化，单纯政府参与的投资不仅效率低，而且容易引发通胀、结构性过剩和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当前大规模政府投资显然不是合适的选择;出口则由于全球经济衰退拉不上去，那么我们只有促进消费了。这似乎是看了几页经济学书籍的中学生都能推理出来的结果。如果经济问题如此简单，那么遵循现有的这些理论，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迅速发展起来了。
因此，对于当下的经济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立足于微观，立足于实践来制定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增长，免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有些学者提出中国人口红利没有结束，而且还有教育红利，想当然认为中国必定可以保持高速增长。笔者认为这也是一厢情愿的流于表面化形式化的推理。人口红利和教育红利一样，都有赖于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本身在微观经济活动中是否可以或者有充分愿力发挥生产作用，这是有赖于社会氛围和微观经济活动的组织的。在生活水平达到基本小康后，劳动力对待劳动、创业的态度，对待组织他人和被他人组织的态度，将决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这与人在物质匮乏时强烈追求温饱和小康是有相当的程度区别的。
2008年金融危机后4万亿中央投资和地方配套的10万亿，已经被证明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现在回想当时的推理何其相似，也是专家学者们这样推论出来的：出口不行了，消费靠不住，只有投资。当时还有经济学家辩解说没有完美的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都有负面作用，关键是利大于弊。这简直是左右均可的废话。世界上当然没有完美的事物，也绝没有完美的方法，但是有利无弊还是有可能的。现在回头看，当时搞这么大的投资，即使从解决就业保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需要来看，也应该有更好的方法。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表面看没有2008年严重，然而笔者认为其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的严峻性其实超过2008年，这里面部分原因是在2008年的大量低效率投资后，很多方面的问题和矛盾被押后积累，也使现在的政策选项少了很多。
在一定经济结构下，现有资源各自的供给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度，虽然要素之间可以相互弥补，譬如廉价劳动力可以弥补资源成本上升导致的产品附加值降低。但是当大多数要素接近其潜力限度的临界值，就需要被重新组织，也就是经济结构需要调整，重新生成和释放生产要素的禀赋。否则，经济增长必定放缓乃至停滞不前，外部经济环境差只不过是提前放大了这种局限性而已。只有微观经济活动的组织水平得到提升，加上人作为生产的核心要素理论上具有无限的上升空间，才是经济发展从要素投入增长为主转向全要素效率增长的关键。
所以，宏观经济离不开为微观的活力和价值创造能力，无论这种微观经济活动和价值创新是政府组织还是市场组织都是如此。问题是，大量微观经济活动的活力是政府干预无法实现的，因为政府干预和微观价值创新需要的自由本身就有矛盾，政府在微观所能做的除了自己组织部分重大的经济活动(当然这也至关重要)外，终究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除非在所有的微观经济活动的价值创新上和要素的禀赋提升上政府都可以做到先知先觉，而且是千手观音。
从纯粹经济角度来看，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生产结构性过剩，不是真的过剩了，而是重复价值太多，高附加值的产出少，缺少价值的创新和积淀;二是资源配置扭曲，包括资源的回报机制被扭曲，这主要是市场长期依赖政府过多介入经济活动尤其是微观经济活动造成的，这种扭曲甚至影响了社会的价值取向;三是消费能力不足。
笔者不能确定政府智库的经济学家和学者有多少微观经济活动的实践或者深入的调查，但是从很多观点看，都是以一套西方的理论，加上自己的一点推理判断，在各种媒体上指点江山，这种偏于理论的政策观点多少有点盲目性，极可能使中国经济付出不必要的代价，甚至失去摆脱发展陷阱的最佳时机。
减税对企业当然是好事，对政府却存在承受力的问题。由于历年的大量投资，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债台高筑，加上当前社会管理的巨大开支包括寻租和浪费，政府大规模减税如果不从体制改革着手，其实空间极其有限。其实，相对于税负问题，笔者认为对企业而言更重要的是税收环境和价值导向问题。当前中国税收的根本问题是不规范、不宽松、不公平，没有建立尊重纳税人、依法透明纳税用税的价值导向。多年财政增长倒逼的税收模式不是放水养鱼，而是定期定额增长的打渔甚至局部的涸泽而渔。
消费不足的根本在于消费能力不足。消费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分配不公平;二是社会保障不足。改革开放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由于体制的制约和政府主导经济过深，引发大量寻租和浪费，社会分配存在扭曲，主要是各生产要素在初次分配上不公平，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分配也不公平，二次分配的不公平也广泛存在，这与资源配置扭曲有直接关系。譬如参与生产的劳动力所得过少，食利阶层的效率低付出少却得到多，实体企业所得过少，解决大部分就业的中小企业所得过少，农业部门所得仍然偏低等等。这显然主要并不是微观上企业薪酬政策的问题。
如果以类似下乡补贴这种消费补贴的形式来促进消费，主要的作用不过就是解决了部分生产过剩和库存积压，却可能会使这种不公平的逆向分配加剧，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补贴要钱，钱从何来?不是税收就是发钞票通胀，通胀本身就逆向分配，一旦通胀，钱多的可以以钱生钱，钱少的无法投资保值只好接受贬值。再有补贴给谁?给有钱人买房产等资源保值就是囤积投机，给低收入者，他花了钱后积蓄少了后续收入却不增加，今后将更不敢消费。
因此促进消费的根本和关键是提高国民收入。国民的收入来自于哪里?只能来自于更高水平的实体生产，来自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使产品成本降低、消耗减少，成本之外的附加值提高。生产率来源于哪里?要么是技术，要么是劳动者的素质，要么是高效率的组织，前两者都离不开微观经济活动的高效组织，也就是企业的组织。企业要被很好得组织，就要促进组织者即企业家的积极性。
在当前，一个人若有一笔资金，拿去贴现的收益都远远高于实体生产收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希望在这样环境中拥有资金的人去参与实体生产的组织吗?何况，我们企业组织必须依赖的社会环境无论从环境公平还是人员素质上都存在相当的难度。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必然是有本事的人都想尽办法去当公务员进国企。此外， 劳动者渴望学习，企业愿意投资培训也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关键，社会以劳动为荣，以组织劳动的创业为荣，才有动力实现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单纯性的促进鼓励消费，还不如量化宽松印钞票的建议，印钞票用对地方，再配合对资产价格的行政式打压，至少可以消除一些逆向分配，部分纠正资源配置的扭曲。
很多专家幻想通过倒逼使企业产业升级，管理水平提升，这在局部当然不能说完全无用，扛得住“压力山大”的人肯定会有，但毕竟是少数。只要社会上有其他选择，可以肯定绝大多数都不会，当下的社会的风气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这完全是一厢情愿。企业最终是人组成，人承受压力是有限度的，更是需要合理回报的。如果压力远大过动力，结果可想而知。现在中国亟需的创业活动为什么越来越少，公务员几乎成了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工作首选已经说明了主要问题。
倒逼压力持续增大，加上动力却越来越小，社会环境也不支持，企业家风险大，在官本位环境下地位也并不高，不但效果不佳，倒会“逼良为娼”。当前企业造假、互挖墙脚、恶性价格竞争，尤其是在关系根本民生的食品领域的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这不是来一句“无商不奸”、“资本家都黑心”可以解释的，也不是社会价值观沦丧可以概而括之解释的。仓廪实而知礼节，企业这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也是一样的道理。
依靠压力倒逼企业升级的思想会有什么什么结果? 一方面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使资本逃离实体经济部门，挤入资源部门，资源被炒作被用来寻租;另一方面人的趋利避害性，人才流入压力小的部门，公务员成为首选，垄断的国企成为最佳，实在不行，自己做小本生意，开小店网店什么的，或者干脆啃老做宅男。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梦想乔布斯这样企业家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企业团队压力大了，按中国文化思维习惯的一切只认权威的意识， 必定层层上传，尤其是难搞股份制的中小企业更是如此，最终只有企业家承担大部分压力和风险，成为高危高累职业，对于管理上仍然相当落后的中国企业这一点特别明显。最终结果是本应创造积累财富的企业家成了真正的资本家，去玩资本游戏，没有多少财富的企业家会小富即安。试问，今后会有多少人愿意从事压力如此巨大的高危高累职业呢?当下年轻人缺少创业意愿的原因就在此。
台湾今天的产业现状，有着类似的发展经历。今天，台湾企业绝大多数以代工为主，而且企业规模都比较小，家庭作坊规模的特别多，产业升级搞了多年其实并没有明显起色，而实际上台湾的经济发展与韩国差不多是同一时间起步的。台湾企业所处的环境实际上还远胜过大陆中小企业。如果没有相对于大陆先发一步的优势和大陆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与市场，今天的台湾经济可能更加糟糕。当然，对后续的台湾经济，如果政治变革顺利，与大陆融合进一步加深，还是可以被看好的。
不少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和政策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充分的实践和调研，过于理论化，有点像学生做书面习题一样的思考方式，甚至严重脱离微观和本质，按这些观点做出的决策难免流于泛泛的表象。有些专家学者缺乏对微观经济的科学调查，拿着国外经济的理论来套，自己能做的就是拿着这些理论旧数据推理一番，或者阐发一堆一般人搞不懂的经济学概念名词。
其实，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本身就有较深的论述，尤其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我国古代也有很多相当不错的经济学思想，只不过不是独立成系统的，但是都比较讲出了一些本质的东西。归根结底，经济的本质始终离不开如何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再生产和与之相关的东西。货币信用化(纸币化)后，资本与金融走到经济舞台的前沿，经济学似乎越来越复杂，但是最根本的东西始终是绕不开的，今天马克思某些思想在西方的回归某种程度说明了这一点。
笔者在《中国经济是增长放缓还是走向衰退》提出了六点较具体的措施来解决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风险和问题，希望借此抛砖引玉，有更多的基于实践和调查，既有宏观视野，又切合微观经济活动规律的意见建议参与进来。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挑战和机遇并存，改革不能停滞不前，经济更需要进一步长足的发展，尽快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