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点击进入(上 ) 】
中国政府一直在谈要控制投资、鼓励消费，以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然而实际上，去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达到历史高位——49%，这个数字在1990年约为32%。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个数字也仅达到40%。
“每当需要刺激经济时，最常用的手段仍然是以投资为导向。”曾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驻北京经济学家、现供职于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位于香港的智库机构)的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这种模式带有惯性，只有拿出非常大胆的改革措施，才有可能令这种模式出现大的改变。我们看到了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但这些都不是真正非常重大的举措。”
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明显仍然需要增加投资。英国银行汇丰(HSBC)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工的人均资本存量仅为美国的8%，增加投资的空间巨大。任何人只要去中国各地走走，就会对此有深切的感受。从北方的沈阳到南方的广州，中国许多城市都在无序扩张，城市道路拥堵，地铁不够用。
但中国在追赶的过程中显得过于着急了。拉迪说，尽管其资本存量理应赶上较发达的经济体，但这个过程不应在一夜间完成，而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中国目前的资本存量，有近三分之二是在2003年以后积累的。简而言之，中国建设得太多，也太快。
在青岛，官员们私下里承认，建造这座世界最长桥梁是个错误。建这座桥是青岛党委一位领导的提议，之后这位领导就因腐败问题“下课”。青岛跨海大桥连接的是青岛中心城区与郊区。除这座大桥以外，跨海交通通道还有一条海底隧道、几条轮渡路线和一条沿着海岸线建设的高速公路。大桥设计的日通车量为3万辆，但一家与政府有关系的建筑企业的一名高管表示，目前日通车量仅1万辆。
比较可喜的是，一些高层官员如今已准备公开谈论这个问题。被视为最坚定的改革派之一的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月在一个金融会议上，措辞严厉地指出了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基础设施本来是我们的瓶颈，现在已经出现局部过剩，一些通道和线路注定会闲置。”
在房地产领域，浪费现象更加严重。房地产施工速度快，但工程质量低劣，即便在最富裕的沿海地区也是如此。郭树清说：“现在的房子平均六、七年就要重新建一次。”
持这种看法的不只郭树清一人。今年高层政策制定者中越来越普遍的一种论调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温家宝在2月份的时候说：“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一系列改革措施陆续出台。为了引导中国经济摆脱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中国政府进行了多管齐下的努力，这些改革措施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廉价资金是导致投资过度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央行已开始对这种状况进行纠正，方法是增加市场力量对利率和汇率的作用。同时，监管机构命令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减少对国企的贷款，努力引导资金流向更具生产性的领域。财政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其目的在于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的依赖，这种依赖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促成新的投资项目。
这些改革目前正在推行之中，而几个月后预计习近平将就任国家主席，由此看来，下一代领导人应该是支持改革的。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改革最多算得上小修小补，而不是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这一届领导人和他们的继任者都对过于激进的做法持谨慎态度——除非现行体制真的不行了，不然为什么要改变?
香港咨询公司丝路顾问公司(Silk Road Associates)的创始人贝哲民(Ben Simpfendorfer)表示：“人们寄望新一代领导集体挑起改革的重任，但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随着经济日趋成熟，改革的难度更大了。”
一名政府顾问表示，中国至少在一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5年前我们很难说服官员相信过度投资是个隐患。这名要求隐去姓名的顾问说：“如今他们都同意这一点。不过，推行必要的改革则是另一回事。”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减速，温家宝讲话的重心也开始由推行结构改革转向促进投资，中国目前面临再次走上老路的危险——这条老路，就是几个月前温家宝所说的“死路”。
我们很难抵挡短期内保持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诱惑，哪怕这意味着从长远来看总有一天要栽跟头。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