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讲了三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要讲，一是怎么看孙中山，另一是怎么看蒋介石。对两个人物理解了，很多历史事件就清楚了。
关于孙中山有很多说法。我对孙中山有篇很长的文章，叫《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六万多字，大家不妨找来看看。我自己写下来都掉眼泪，写到中间根本不愿写下去。为什么我们过去眼中的一个革命英雄的所作所为是这样?后来一些年轻人说袁老师写完吧，我才写下来，是1998年写的。这篇文章现在看起来还是经得起推敲，基本方面应该说是站得住的。
我们说孙中山，不是说他个人的问题，而是说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这么一个人物。那个阶段，革命派的水平就是这样，所谓先进人物的水平就这样，这里能提供很多启示。
马英九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讲话说到一条，说孙中山领导了武昌起义，这是政治家语言，不是学者的回答，大家一听都知道是错的。孙中山跟武昌起义没有多大关系。在号召起来革命方面，他有他的作用。但是，我们过去宣扬的很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如，说他1894年没有见着李鸿章，立即对改良失望，一眼看透李鸿章和清政府没有希望了，决定革命。这个说法很勉强。他给李鸿章的那封信——《上李傅相书》，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很肤浅的，远远没有达到当时应有的高度。与同时代的郑观应《盛世危言》相比，差得很远。李鸿章没有亏待他，当时他正在处理朝鲜战争的问题，孙中山说想到国外考察农业，李的幕僚马上给了护照，满足了他的要求。现在如果有个年轻人上书要求出国考察，国家领导人会不会理你呢?
这还是小事。最关键的是在辛亥革命后，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中国政治局面混乱的一个根源。
他发动三次战争，第一次是宋教仁案以后的二次革命。这里有个问题，宋教仁谁杀的?这个问题今天不讲，看看我的《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联手摧毁民初宪政》那篇文章讲过了。最重要的，宋教仁案不能用战争、武力的手段解决，要通过司法系统解决。整个北洋时期的司法系统，应该讲一脉相承是比较独立的。甚至在三一八事件后，北京地方的检察署不是为段祺瑞政府辩护，而是要起诉他，说当时执政府的卫队错了，已经触犯了刑法，应该追究段祺瑞的责任。这个司法系统就很不简单。宋教仁案后，上海地方检察院也要传赵秉君到案说明情况。但孙中山看不到只有沿着法治的道路才能把中国真正变成现代国家，不能轻易诉诸武力。一个政治家没有能力看清双方力量对比，发动战争，一个多月全军覆灭。一个政治家应该有听取意见的胸怀，国民党内几乎一片反对声音，他不听，一意孤行。这是很大的错误。
第二次，袁世凯死后发动所谓护法战争，以广州为根据地打了五年。这也是错误的战争，而且本身是不合法的。他赖以成立护法政府的所谓"非常国会"，最盛时也只有两百多议员，根本就不够法定人数。成立一个不合法的政府来反抗中央，这也是错的。
第三次发动了北伐战争。这次他上了俄国人的当，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大倒退。
三次战争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对这三次战争的评价有不同意见，多数史家仍在盲目歌颂，这就要辩论了。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双方的材料，可能对你们的历史观会是个震动。
更深入地追究，为什么恰恰是孙中山存在这些问题?应该讲，这跟他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有关系。广东人有一句话说"竹升仔"，竹筒有节两边都不通。就是对西方文化不懂，对东方文化也不懂。严格说起来，孙中山就有这个问题。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有事实为根据。现代西方的精华，在于法治，民主政治，分权制约的民主政治，保障公民的自由……这些都是基本的东西。关于保障公民自由，他有言论说，中国人自由太多了，不应该讲个人的自由，要讲国家的自由和党的自由。对不对?凡是讲国家自由的，应该读点马列。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讲国家自由就等于说让政府、领导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我是政府领导人，我就是国家代表，我的话就代表国家意志。这是不通的。
另外他对政治制度的建构，没有分权的概念。成立临时政府，当时有个争论，究竟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内阁制就要受制于国会，由国会监督政府。孙中山当时说，我们革命了，自己人当总统，为什么还要受国会的批评制约。他根本没有分权的观念，甚至到后来朕即国家的观念还在他的身上有所体现。他说我是共和的缔造者，民国的创造者，你讲民主共和离开了我就是错的。我就是共和，我就是民国!是吗?你是临时大总统，做了三个月下台了，怎么还代表民国呢?在民族问题上他是主张同化的，有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就是这样。当时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将首都定在北京，孙中山、黄兴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正想将袁世凯拉到南京，好控制他，怎么能定都北京呢?他们发话：赶快改过来。临时参议院要求他们发咨文再议，这是有明文规定的法定程序，合理合法。但他们要上紫金山拜朱元璋，黄兴说我不和你啰嗦，不改过来我就派兵把你们捆起来。这些人的水平就是这样。
临时政府一成立，孙中山向日本人借钱，说你不借给我，军队就要散了，我就要和袁世凯和谈。谈判中他开出一个条件，可以将东北蒙古交给日本管理。你说他是卖国贼?我不同意。他搞革命，为了救国，明知道要掉脑袋的也干，说他有意卖国恐怕不符合事实。核心是他没有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概念，他认为满族是外国人，满洲、蒙古不是中国，把那块地方交给别人管理无所谓，反正不是我们的。这当然不对，真是人家的土地，你更没有资格随便转让。从这些事例看，他的思想水平有多高呢?
所以我说，要正确评价孙中山，就要站在国家社会的进步的立场，不要拜倒在某个人脚下，也不要党派史观。国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所有言行是不是对此有利。另外不要有英雄史观，客观地看，拿出材料讨论，就知道他是怎样了。
后期他的那些作为更加是受到苏联的蛊惑，有时他的水平之低是惊人的。比如1925年，他北上与段祺瑞商议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问题。在广州的告别会讲话时说，今天来听讲的有武学堂的学生也有文学堂的学生，将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的学生都看成党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没有想过教育是有独立性的，大学不是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