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单身困境，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城市生活转型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进城的年轻农民工失去传统的社会关系而呈现流动性与原子化，商品社会导致的“婚恋物化”，使得低收入的他们失去恋爱的物质基础，情感的开放性与现实主义让他们随时面临情感冲击。这种被社会抛弃的状态，无疑对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构成潜在的威胁，给他们一个家庭，一个未来，中国才会有未来和希望。
一项针对近两万名平均年龄为23.6岁的广州基层打工者的网络调查，揭露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隐痛，统计数据显示，只有29%的受访者表示现在有对象，还有 71%的基层打工者处于单身状态。并非因为他(她)们喜欢单身，而是因为经济收入所限、企业男女比例失调、缺乏渠道、流动性强等因素困扰，其中，近1/3 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收入达不到恋爱的要求”。
在这组数据的背后，是农民工普遍的性压抑，此前卫生部的统计数据称，我国有80%的外来农民工都处于性饥渴状态。如果说中年以上农民工大多有妻室和家庭，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则属于彻底的单身状态，而影响他们感情生活的原因，则是他们寄居在城市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收入过低。
一个人能够成家立业，在于他在这一城市的就业稳定性以及收入，新民工虽然比父辈更渴望留在城市，但是与城市的距离可能更远，因为城市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而生存成本越来越高。这让他们的“城市梦”更容易破碎。
性是年青人本能需求之一，当他们被迫单身陷入情感苦闷，而收入较低让前途无望的时候，就可能产生潜在的对社会的破坏力。首先，这些进城的农民工缺少社会关系来缓冲两性情感缺失带来的压力，他们远离家庭和亲人，在城市也缺乏稳固的人际交往，最有可能的是传统的乡会组织。这种原子化状态最终会导致个体的压抑以及被不良社会风气浸染的风险。
在一个缺乏自由的社会，比如前苏东地区，年轻人渴望自由，如追求牛仔裤、摇滚乐、快餐等西方消费文化，这种需求以及引起的年轻人骚乱成为对体制的最大威胁。中国现在有足够的消费自由，但缺乏公平。年青人希望得到女人、家庭以及有希望的未来，但是，对于一个农民工而言，改变命运的机会微乎其微，因为他们的工资根本不足以能够在城市建立稳固的家庭。
另一方面，富人或腐化的官僚，则可以有情人、小三左拥右抱，女人成为他们挥霍的消费品。这对于年青的农民工而言是极大的社会不公，即我们的女人都被富人抢走了。这种“性差距”是“贫富差距”的后果之一。而在中国，贫富差距过大本身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因此，对于不公平的忍耐度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指标。
对于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大学生而言，他们的不满主要来自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以及理想主义与现实的冲突，而不是物质的匮乏以及前途的无望。因此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主要是口头式的，即通过言论来追求社会进步。而且他们也拥有言论的舞台以及因此受到额外的重视，他们不需要为最基础的性需求和生存而焦虑。
无处安放的人生
而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在社会言论市场上没有他们的声音，只有偶尔的调查报告抽象的表达他们进退两难的处境。在城市，他们也缺少社会组织来容纳和改造他们，他们就像孤魂野鬼，游荡在城市的底层，过着压抑与无望的生活，他们是被遗忘的一群。
正是年青与无望这些特征，让这个群体潜藏着暴力的因子。“阿拉伯之春”就是因为北非失业的年青人过多而爆发的，在英法等国，危机期间年青人发动的骚乱也层出不穷。就像美国思想家亨廷顿所总结的那样，在世界历史上所有大革命当中，农民或者无产阶级的行动矛头，不像知识分子或中产阶级那么乌托邦式，而是很具体的，即要求物质的再分配。他们平时极为保守，即忍耐普遍存在的不公而不会通过言论或社会运动争取利益，但是，一旦这些沉默的人不再忍受，他们就会像狂风暴雨一样暴力反抗。近些年，在中国一些地区就曾爆发外地民工与本地人的暴力冲突。
让这些原子化的年青人稳定下来，就需要让他们有恋爱、结婚以及养育家庭的能力。阻碍这些年轻人梦想的主要是制度，除了分配不公(工资过低)之外，还有户籍制度以及附带的二元化的公共服务歧视、过高的房价等。尽管让所有人在城市扎根并不现实，但是，让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创造美好生活一定是有问题的，政府不仅要让这些远离家乡的年轻人有性，有家庭，还要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