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由大谷打工网发起的网络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广州青年基层打工者处于单身状态。这些月薪不过两三千元的基层打工“八零后”纷纷表示，经济收入低、流动性大等因素使他们难以觅得合适的伴侣。在男性受访者中，36%表示想交个固定女友，19%觉得能交个同样寂寞的女性就很好了，还有15%甚至表示愿意花钱排解生理需要。尽管男性极其渴求伴侣，但有趣的是，虽然有65%的女性受访者也有固定伴侣的期望，但显然她们中的多数，并未把同一阶层的他们作为首选。这恐怕是单身比例高的重要原因。
在婚恋情感问题上的很多个人选择，看似决定于个体的自由意志，其实很多时却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历史上，华人社会一直不乏离乡谋生，然后衣锦还乡安度晚年的传统。走西口也罢、闯关东也好，甚至漂泊南洋的水手、被贩卖到北美掘金山的“猪仔”，都是很好的例子。然而，吃的是同样的苦，为何上一代人不曾抱怨过的婚恋问题，到了这一代在城市漂泊的基层打工者，却有着如此大的障碍?这与曾有着提供福利支持功能的家庭其角色在持续消弭，但本来可作弥补的公共政策始终缺位有莫大的关系。在传统的华人宗族社会，家庭是最重要的福祉来源：甫一成年，年轻人便会在父母的安排下成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先成家后立业”的观念跨越阶层：当年远赴英伦留学的“富二代”徐志摩，家里便有个发妻张幼仪;叛逆如搞革命的孙中山，乃至后来的毛泽东，均概莫能外。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当年还没出来工作的他们，绝对是彻底的“祼婚”，但又如何?
无钱无根，谈何成家?
反观当代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终结于十六岁前后，但还远未到法定最低结婚年龄。在城乡差距可谓天渊之别的当代中国，除了少部分人继续上高中考大学外，其余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年轻人，恐怕早就收拾好行囊，准备到城里去闯一闯了，“成家”不得不放在“立业”之后。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批，背负着“农民工二代”的标签在城里长大，他们看着那些只反映着城市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的都市爱情剧成长，期望与现实间的差距拉得更大，在婚恋问题上变得画地为牢。故此，基层打工者们看似有点咎由自取的心理困境，其实根源是社会结构：高度商品化的社会让你的业迟迟未立。这显然是一种市场失灵，但却始终没有去商品化的政策干预。
年轻基层打工者的婚恋遭遇，因此正是在中国婚嫁观念与贫富悬殊社会现状双重夹击之下的产物。自古以来，男女嫁娶便有“门当户对”的要求，打工者们身处同样的社会阶层，本来正是“门当户对”的必要条件。不过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传统崇尚“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总是假设应该“男主外、女主内”，于是大多数女性会期望丈夫的经济条件(讲得具体一点就是赚钱能力)高于自己。女性的基层打工者，因而在择偶时往往面对着要“门当户对”还要是经济稳定的两难抉择：选择一个基层打工仔，虽然“门当户对”，但意味着两个人还得长期打拼;选择一个本地户籍的男人，虽然“门不当户不对”可能为将来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但起码眼下能马上得到安稳。
一直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的基层打工者之中，女性往往比男性有更强烈的留城愿望，在赚了点钱后回老家过日子的群体中，则以男性居多。有一些定性研究指出，女性在城市里或发达地区能享有更多的尊重与个人经济保障，是她们愿意留下来的重要原因;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嫁给城市男性，得以长期留下来。相反，通过结婚留下的这种选择，对于男性打工者而言并不多见。然而，微薄的薪金，几乎永远入不了的户籍，在这些眼望着鹊桥相会的星空，手里却只能拖着一只鼠标的男姓打工者看来，是横亘在面前一道无法跨越的藩篱，社会不流动，难道是他们的错?
诚然，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网络调查向来有代表性的问题。这份由网站发起的调查，参与的基层年轻打工者显然是那些有时间上网，并且也能负担得起上网的群体，这意味着可能有一些忙着拍拖的打工者并未参与调查，而那些最底层的收入微薄的打工者亦不在受访者之列。想到一些已经有伴的人，未必有时间宅在电脑前填写问卷告诉别人自己的情感状态，有人可能会觉得现状未必如调查结果般苍凉。但当考虑到最穷困的年轻人这个调查根本触及不到，他们的状况可能更糟时，整个社会恐怕都需要反思：连一份体面的工资，一个廉价的容身之所也无法提供给基层打工者，以致他们年轻的灵魂无处安放的社会，难道我们都可以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