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同样明白此议题“在京沪两地争议最大”，不过，这份广州报纸也要说明这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两个直辖市的户籍人口不足全国的3%，但却拥有了全国最多的名校学额(例如全国四分一的‘985工程’学校)，在近乎90%的录取率之下，能在京沪参加高考并就地录取，相当于半条腿踏进了名校。在流动人口成群，每年超过两百万大学毕业生失业或就业不足的背景下，该议题的博弈双方何以均如此‘坚毅’，应该是相当容易理解的事。”
这份财经报纸当然要从财经视角着眼，提出指异地高考难以落实的关键所在，即“地方埋单问题”：“如果这些投入全部来自中央政府，旨在解决一个跨省市区的全国性问题，如此能有什么阻力?难就难在学额融资方并不清晰。根据相关措施，异地高考的增招计划由教育部与发改委负责做，具体的实施方是地方政府……只能假设地方政府继续是这些新增学额的融资主角。”
如果北京和上海市政府现在公开宣布要为这些“适当增加”的学额投入资金，恐怕本地民众的被剥夺感就更强烈了吧，与外来人口持续经年并且愈演愈烈的明暗冲突难免会更加激化。或许，这也正是今天上海媒体简直是把这条消息藏起来的原因，在本地论坛已经充满了“上海土著”听闻政策后的担忧和愤懑时，他们实在不适合火上烧油。
说起来，两个月前，东方早报曾经谈论过《“异地高考”破冰的复杂性》。当时，评论员沈彬是根据教育部副部长的预告而写下文章：“新移民在当地纳税、交社保、做贡献，有理由要求平权，他们的下一代也需要正常地融入当地社会，这是发达地区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之一，躲不开，绕不过。另一方面，中国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近十几年地方政府巨大的教育投入，造成了各地高校资源分配上的巨大‘落差’，一步到位的‘放开’，可能引发严重的利益冲突。这也就是‘异地高考’不得不搞，又如履薄冰的原因所在。”
只不过，这份上海报纸对“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尊敬、相互妥协”的希望哪有那么容易达成?对京沪户籍考生高考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外地的抱怨声不绝于耳，“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是山东考生的 274倍”这样的统计数据更是令人咋舌;但是，在另一边，正在享受“高考福利”的本地民众又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况且，他们还有来自纳税人角度的权利诉求，这点就算是重庆时报在《有条件准入：异地高考的增量改革》中也要承认——“由于当前的高校运行大都与地方挂钩，确实没有理由让北上广等教育资源发达城市为所有的学子埋单。‘高考移民’，在现有的高等教育模式下，某种意义上，对‘移民地’而言，确实也是不公平的。”
公平，在资源匮乏的时代总是显得那么奢侈。所以，广州日报今天也只好再将眼睛投向北京，复言《异地高考解释权不应交给地方》：“城市的管理者不会也不敢贸然动本地考生‘奶酪’，在上级政令与本地考生利益之间，唯一能做的就是绕着走，不能拒绝异地高考，就严格准入制度，象征性开放……涉及不同地区的利益纠葛，这道一元多次方程式地方政府解不开，需要教育部有全局观念，并以居高临下的视角，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解决这一问题。”
三、流泪的葡萄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句古谚，用在哄抢葡萄事件上合不合适?
根据人民日报昨天时评《“聚光灯”下的信任生长》中的讲法，这是一个“逢官必疑”的时代。的确，至少在网络舆论场上，中国官员处于绝对的道德劣势，陕西安监局长杨达才就是最好范例，他从“微笑局长”变成“表哥”，现在又变成了“百宝箱”——那些本属武断的反腐推理，却令人唏嘘地似乎总能成功。
不过，在吏治悲叹中，也不乏强调“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官员”的声音。而当这些痛惜于中国社会普遍道德水平的人们昨天看到《运葡萄货车侧翻遭村民哄抢，货主无奈流泪》时，难免会更加对这个国家绝望。
登出村民们笑容满面地哄抢搬运葡萄的模样，兰州晨报的这篇报道在昨天获得门户网站展示：“9月5日上午10时许，连霍高速公路兰州天一山庄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拉运葡萄的大货车在急转弯处侧翻。事发后，闻讯赶来的当地村民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自行车前来哄抢葡萄。货车司机欲哭无泪，保守估计此次事故损失30万元。”
此情此景让邓海建忧伤，他通过新京报哀悼《那一车侧翻在高速上流泪的葡萄》：“这是不折不扣的落井下石，伤口撒盐。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参与哄抢的主角，不是大奸大恶的坏蛋，而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或是我们的邻居，他们甚至是我们的亲人。哄抢葡萄的，有不少人还开着车、骑着自行车，甚至还有人打电话，奔走相告着天上掉下的葡萄——面对司机倾家荡产的灾难，那种呼朋引伴的快意、尾随于蝇头小利后的悦然，何止令现场的交警与司机绝望?”
这位媒体人并没有忘记丑事重提，在列举出接二连三的各色哄抢后，对“那些被冀望着代言淳朴与善良的民众，以潇洒的姿态，攫取着他人的合法财产”感到失望：“当‘穷人祸害穷人、弱者欺凌弱者’时，底层的堕落就会加速社会秩序的分崩离析。对车祸司机财产的趁火打劫，已经突破了底线外的底线。一方面，它将最底层的社会生态悲怆地写在脸上，让人失望于基层道德的沦陷;另一方面，行为之恶甚于言辞之恶，这种违法的哄抢行为，因法不责众，往往成为事实上的恶示范，污染道德生态。”
不过，听到同行高呼“一场场哄抢闹剧已将国人的道德底线逼到上了深渊”，网易编辑恐怕也要冷笑几声，在他们看来，“哄抢行为有错，但不加分析地将之归因于‘中国人素质差’也有失偏颇。”
这期“另一面”专题的反问是：“除了穷乡僻壤，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曾发生过哄抢行为，难道只能怪中国人天生爱贪小便宜”;“用搜索引擎随便一搜，全世界各地都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哄抢事件。既有发达国家诸如美、德等国，也有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尼日利亚等国。”
所以，编辑们得出结论：“当物品散落，产权清晰度和受保护程度减弱时，容易被视作‘公物’且导致乱拿滥用;人人都会趋利避害，即使自己没有需求，一想到‘别人可能因此得利’就觉得不能只便宜别人;混乱状态下的人群责任更分散，‘法不责众’让民众风险预期降低，心存侥幸心理;秩序出现混乱环境改变了， ‘破窗效应’下从众者趁乱谋利、趁火打劫的几率自然变大;个人心理易受其所处群体心理的影响，不理性、不负责任是‘哄抢团队’的集体力量。”
“法不责众”?至少这一点，新华每日电讯要反对，这份新华社下属报纸今天由作者普嘉强调“不能止于道德谴责”：“有网友谴责这些村民,说这是中国农村素质低下的写照,暴露出贪图小便宜的道德劣根性。我认为这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谴责一下就完事了，这种聚众哄抢的行为已经触犯刑律。”
新浪也用首页专题来向“法不责众”心理宣战：“我们不能以‘法不责众’来宽恕从众心理。因为群体中的每一个行为人都有独立的思维、判断、选择和决策能力，不仅《刑法》中规定群体犯罪的每个人都要根据所起的作用和社会危害大小负各自相应的刑事责任，而且在民事上行为人也要因自己的侵权行为而负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准确地说，法也责众。”
无独有偶，就在推荐邓海建悲叹基层道德沦陷的的上方，这家老牌门户还向网民展示另一幕社会道德“逆向指引”：“周克华被击毙已有些时日了，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周克华被击毙的地方现在近乎成了风景名胜，慕名前来围观者众多，其中不乏倒地献身模仿‘周克华之死’的‘达人’，还有义务解说员。”
这是来自齐鲁晚报的《“笑仿”周克华之死让人心惊》，作者周瑶宣布：“我注意到，也有网友为市民的这种‘装死’打圆场，称是市民在高压力下的偶而娱乐而已，犯不着众多网友如此上纲上线，将这些‘伏地装死’者骂得体无完肤。夺命9人的穷凶极恶的周克华被击毙之处，竟然近乎成了风景名胜，这事儿本身就荒唐，何况还实地扮演一回‘周克华’。这切实反映了一些没有基本道德、没有精神追求的帮闲之人，内心是何等的空虚……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别小视这样的伏地模仿‘周克华之死’，也别对市民充当‘义务解说员’掉以轻心，更没有理由不对络绎不绝‘来此一游’的身影感到惊悚，这实则是一种社会道德‘逆向指引’ 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