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商业新闻有两件大事，先是京东挑战苏宁，硝烟未落，360又和百度叫上了板。
这两件事有一个简单但绝非不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它们的发起者—刘强东，1974年生;周鸿祎，1970年生—哥俩儿都是“70后”。
循着这个角度观察，事态的发展呈现出某种喜剧效果：从这两个人“宣战”之日起，应战一方每天都有助战者高调加入，终于不约而同地演变成“60后团伙”混战“70后光棍儿”的局面。
“70后”的转折点
10月份是周鸿祎的生日，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发动这场不逊于当年“3Q”级别的商战，不知道是否有什么特别考虑。但是，多年前一位师长在40岁生日之前对我说的一番话却让我一直不能忘怀。
在“70后”的共同回忆中，“大专辩论会”应该占有一席之地。这种以亚洲大学生为主的国际华语辩论赛在上世纪90年代连续举办过几年，虽然每年一次，但电视转播的收视率却绝不会低于“非诚勿扰”。
复旦大学代表中国夺冠的那一届是一次高潮，赛后立刻出了一本书，叫《狮城舌战》，曾经热销到连盗版都一册难求的地步。这个代表队也确实人才济济，不仅后面出过教授和央视主持人，他们的随队顾问更是大名鼎鼎—王沪宁，时任复旦大学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
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我的“随队顾问”。
正所谓上行下效，央视热播的国际大专辩论会，让很多省台也产生了照猫画虎的想法，纷纷出面撺掇、撮合本省的大学生辩论会。我当时正上大三，躬逢其盛，不免如此这般也在电视、广播中辩论了一番。
其实这种活动，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最难忘的就是赛前赛后的一小段闲适时光。从各个院系凑起一个小团伙，不用上课，和充当队长、顾问、教练的老师一起，没大没小，不分昼夜，厮混得那是相当有感情。
我们的总顾问是一位来自哲学系的副教授，捷尔吉?卢卡奇研究专家(恕不解释)。虽然做着如此生僻、深奥的学问，他却一向以性情率直、不修边幅而闻名。我和他倒是一直相挈。
赛后的一个下午，在等待校长大人接见表彰的间隙，我俩在办公楼外面的拐角处默默抽烟。抽到“烟屁烧手，紧嘬两口”的紧要时刻，老师忽然变得很伤感，抬头对我说：“过两天我就40岁了。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我想我自己做事和性格上的一些毛病也该改一改。”
他算找错人了。我当即条件反射般开口辩论道：“老师，我觉得孔子的意思是，人到了40岁就不再为外界得失荣辱的分别所惑，谓之不惑。你正好什么都不用改!”
老师一瞬间恢复了哲学教授的神色，却似乎有些埋怨地对我说：“你将来会走老庄的路。”
常言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其实同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里内心的境况也绝不相同。有些问题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某种共同感受的交换。
当我逐渐开始步入老师的心境时，曾经读到索尔?贝娄的一段话：“人的一生就像一个向上抛起的圆球。它被抛向高处的过程缓慢，如同我们充满了悠闲回忆的童年，但在盛年之后，在下降的惯性里，我们会加速冲向等待我们的死亡，生活将会不由自主地飞逝而去，不容我们再看清或记得身边的世界。”我现在已经知道这种 “生命加速度”带来的焦虑是一种普遍的境况，在这样的节点，人们不由自主地会产生重新审视
和校正生命意义的强烈冲动。正如村上春树在《游泳池畔》的开头所写的：
“三十五岁那年春天，他确认自己已拐过了人生转折点。
不，这么说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他决心在三十五岁那年春天拐过人生转折点。”
转折虽说普遍，但也大小不同，因应各异。身处不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可能还是倾向于把它当作一种“非常态”的不适，总要慢慢调适回各自加速度运动的轨道中去。过后顶多像得了次稍重的感冒，鼻子难受过一段时间，也就慢慢忘了。
但总有些人在这样的“重大时刻”，整出些不小的动静，从而深刻地影响了自己所处的时代。
中国目前站在“转折点”上的一代人正是“70后”，“70后的转折点”是我们观察这一代人的两个座标。比如周鸿祎、刘强东，他们在现今阶段看似怪异的举动，最终会怎样发展，对中国未来的商业环境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其实认真论起来，我们经常要说到的“改革开放”，也是“70后”，明年就35了。
激荡的时代
在我们观察的座标上，如果说“转折点”是一个因变量，“70后”就是自变量。每一代人都会走到自己的转折点上，但这一代人的转折又会打上怎样的“70后”烙印呢?
在之前的座谈会上，有人提议总结一下“70后”的本质，但也立刻遭到强烈反对，共同生于一个时代，这种简单的相似性又有什么本质可言?
就日升日落而言，每一天和每一天都是相同的。但每一个日升日落，在它照耀下的人世却是千变万化。西方也常有人热衷于所谓 “GreatGeneration”的讨论。当然，这里面也不能完全排除心理学意义上强化自我认知的需求或者如人类学所谓“传统之创造” (inventionoftradition)的冲动。但正如尼采所说：“评价即是创造。”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本身就是成为那种人的组成部分或必要的一步。
一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本人对时代环境的认知，对于这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
对于中国人来说，1970年代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的年代。而在陈丹青看来，这个年代的重要之于世界，更甚于中国。
在《回想七十年代中》，他写道：
“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太多剧情，很久以后才知道，才了解：当我在山溪冲洗那只无头死猫，巴黎五月风潮、美国嬉皮士运动、伍斯达克露天摇滚乐大会、安迪? 沃霍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事均在1970年前后发生，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斯科西斯的《出租车司机》、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彼得?鲁奇的《1900年》等经典电影均摄于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加西亚?马尔克斯、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长串的名单，他们，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
当然，“回想七十年代”的和“生于七十年代”肯定不是一拨人。先别急。
“1976年之后，在中国，‘七十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的百般骚动不过是为八十年代开始了种种铺垫和预演。”进入1980年代，当“生于七十年代”的人也开始“阳光灿烂”的时候，陪伴这一代人成长的已经包括了上面陈丹青“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一切，这已经是“和世界主潮不隔”的一代。这种“时间差”饶有趣味。
说到底，七十年代之所以令欧美人神往，正因为那是一个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怀疑一切的嬉皮年代之后，重建秩序与价值的时代。历经半个世纪的动荡，世界的中心也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在我们的座谈嘉宾中，来自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家刘歆益博士生于1979年，正是师从当年的一位嬉皮。他的导师至今引以为傲的仍然是当年挑战旧秩序、建设新世界的豪情，经常会失望于他的学生这一代人是不是对他们的前辈太友善了，为什么不向这个世界宣战呢?
我想张近东和李彦宏肯定不会认同他的看法。当然相比老嬉皮的期许来说，刘强东和周鸿祎对既有互联网商业秩序的挑战只能算小打小闹。
“宣战”之说也不能简单地当作一时意气。应当看到的是，从2007年年末以来，上世纪七十年代老嬉皮们所建构的那套话语体系也已经千疮百孔，前后穿帮。如果再过二三十年往回看，也许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不亚于上个世界六七十年代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
“全赶上了”—这是葛存壮老爷子回忆录的书名，借来说“70后”正合适，从出生到长大不仅赶上了中国的每一步变革，现在还同世界一起，站在了转折点上。
“两面派”是一种多样性
最近我越来越习惯看电子书，看完觉得好，就去买一本纸书放书架上。其实很多书没看完就去买了，另外一些则根本不用看完。我的一位“70后”女同事私下里一定对我这种做法不耻，因为她曾经郑重地告诉过我，除非她买了一本纸书，否则决不看它的电子版。
你看，“70后”就是这样一些有原则的人，虽然原则是如此的不同。
两年前，我在电子书的机带文档中读完了慕容雪村的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当时没有立刻买纸书，一直耽搁下来。前两天想起这件事，就到当当下订单，一搜索却发现有两个版本，后出的版本声称“无删节”，于是我就订了一本。第二天书送到，随手一翻，却让我大吃一惊。
先介绍一下小说。主人公本来也是个好人家的孩子，长大无奈做了律师。主要工作就是在官司中拉皮条，两头糊弄，两边抽成，倒也做得蒸蒸日上。只是终日尔虞我诈，再加上同行倾轧，人性渐渐扭曲。后来死到临头，才发现一直以来怀疑、提防、欺骗的情人原来对自己是一片真情，可惜就要双双枪毙。
别急着皱眉头。这其实是一个“黄粱梦”式的故事，整本书就是一场大梦。到了最后两页，在全书第一页没接起的那个电话再次响起，主人公从噩梦中醒来，刚才一起上刑场的情人正在给他张罗午饭。他仍然是一个律师，但却好似又获得了一次重新过上幸福生活的机会。
虽然增加了几百字无关紧要的议论，新版本与我看过的老版最大的差别全在最后两页。做梦者如前醒来，喊他起床吃饭的女人却变成了梦中早就离婚的泼妇—此时是他的小女友并且还没有答应嫁给他这个律考尚未通过的穷酸。梦中情人更是想不起来是谁。就在他还没有从这一系列冲击中回过神来的时候，门铃想起，来访的竟然是梦中的主人公—据说是他的好友。原来他做了一场别人的梦。这时候不用问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是谁?
噩梦醒来是早晨，一切还有希望;还是梦醒的世界更加虚妄、惨淡而无厘头，还不如死在梦里，至少落个痛快—前后出现这两种版本的结局，只有祭出鲁讯那句著名的绕口令般的名言才能把它们统一在一起：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这是出版审查的结果，还是这位1974年出生的作家自己创作思路的改变呢?我倾向于后者，因为不确定的两面性正是“70后”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特征。
某些颇为另类的观察者这样说：“70后是典型的AB型血双子星座的人。双重性格与好奇心，开拓精神与传统意识，外向和自闭，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争强好胜和低调内敛，思维跳跃和循序渐进、按部就班。”
这基本上还是由成长背景决定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接续的是一个传统和秩序割裂的时代，所以首要任务就是恢复。与上一代人的“阳光灿烂”不同，“70后”又重新开始接受了完整的教育，但接受的同时，他们所接受的一切也在改变，并且不管怎么变都信誓旦旦。
我经常会举一位大学老师的例子。考试前他总会宣布一番：所有问题都可以用三种方式解答—一是教科书怎么写你怎么答;二是我怎么讲你怎么答;三是你爱怎么答就怎么答，只要言之成理，都给满分。
听到的人总是很羡慕：哇，真开明!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中国大学的考试，过去背国产教材，后来背翻译教材—这也是我们经历的改变之一—所以大家觉得我的老师开明。其实如果你熟悉国外的大学教育就会知道，好的教授根本不用统一教材，都是自编教材。学生自己胡说，铁定得挂，不然要老师干什么?看似开放、开明，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标准，也没准备建立标准。
结果就是造就了标准混乱的一代，坏处是不确定但也不决绝，好处是可能自己创造一套标准出来。慕容雪村介绍自己说：“生来不是益鸟，只会发出刺耳的叫声。”同为“70后”的贾樟柯却很坦然：“乌鸦解决乌鸦的问题，我解决我的。”
真能做到“我解决我的问题”也不错。过去30多年，“创造财富”是中国几代人的强劲主题，但也使“逐利”成为单一标准和诉求，遭受诟病不少。如果接下来具有“两面性”的“70后”能够发力作为，这一代既不似前辈们这般现实，又不像后来者那么愤怒;既乐于寻求妥协又绝不肯放弃情怀的“两面派”，或许能为中国式的发展带来一些多样性的元素。
特立独行，斗而不破
“‘70后’企业家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
讨论选题的时候这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一点，但最后找出的答案却多少有些意外。
“就一个字：独!”
“50后”、“60后”功成名就的企业家通常都会参加不止一个俱乐部，并且还多是其中热心积极的成员;“80后”中的富二代也有自己的社团。像史玉柱这种已经多时不公开露面的极低调人士，都会参团跑到迪拜的沙漠中，和柳传志一起剃个光头，穿上阿拉伯长袍扮酋长。但你能想像出马化腾、陈天桥、周鸿祎、刘强东在他们当中会是什么样子吗?这几位“70后”在现实中都是独来独往，当他们的名字和一堆人名一起出现在新闻中的时候，那一定是又发生什么冲突了，就像本文开头描述的那样。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样本太小。一方面现实中“70后”大企业家的人数本来就少，中国几次大的“创富”机会—个体户、MBO、房地产和互联网，他们只赶上了互联网。但我请很多朋友一起回忆分析，发现即使是那些不太有名的“70后”企业家、包括非企业家“70后”也多表现出喜欢保持距离和重视独处的特点。
“70后”确实是被互联网改变命运的一代人。上期做“向西”的选题时，和中央民族大学研究“族群政治”的关凯老师交流，他特别提到对在互联网大潮中兴起的这批企业家的重视。在他看来，这些人的成功不是靠关系，也不完全靠冒险、靠机遇，而是完全凭着与世界同步的、对一种新事物的理解而实现财富的积累，这种经验对中国未来的商业文明和社会形态都会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可能正是这种“个人色彩”比较浓厚的成功模式影响了这些企业家的社交特点。这种社交特点，其实也可以从进入互联网行业更早的几位“60后”，像李彦宏、张朝阳的身上看出一二。
对于某些具体的案例，比如周鸿祎，一定会有人坚持用“人品”来加以解读。但我更愿意谨慎对待这一“结论”。
不久前和一位新记者聊天，说到周鸿祎，她说那就是个流氓—看来周的这项尊号还真是深入人心—我说那我们就来说说“流氓”。他这个称呼来自早年的流氓软件，当时有不少公司都这么干，他是其中的的佼佼者，让他来代表也不冤枉。但他可是唯一一个事后真正为此道过歉的人—口头道歉也是道歉，更重要的是，后来他做的每一个产品，其中所有公开的承诺，他也都做到了。不能因为一个人曾经是流氓，就永远说他是流氓啊!
可能有人会说，他这几年做的，都是挑战行业秩序，不做小流氓了，改做大流氓。
首先这与公众无关。行业互掐降低用户成本，总比合伙垄断哄抬物价要好。再者，就像中国乒协，给自己养几只狼也不见得是坏事。
360叫板百度，在一片质疑和骂声中，倒也能看到独到的评论，比如一位微博作者这样写道：
“我是挺佩服周的，给人感觉他经常跟互联网大佬挑起战斗，用非常规方式刺激互联网江湖，表面上是个搅局者。搅局者一般都没好果子吃，而实际上，周总是斗而不破，估计这次很快也会和解。他的对手都没有在斗中受损，360却能在斗中获益，一步步奇兵做大。”
我前面提到的谨慎的意愿，也不过是想以更为建设性的眼光来认识这一代人。
你观察别人的方式，最终也会成为观察自己的方式。赋予这个世界意义，自己也具有了意义。
“70后”的转折点—这是个让人不免有点伤感的话题，就像索尔?贝娄那个比喻，一个开始加速下落的圆球，一如日渐飞逝的时光—加速逼问生命的意义。
不久前专程去大连拜访了曾被陈天桥极为推崇的网络作家徐公子胜治，这位1974年出生、有12年从业资历、属于国内第一批的证券分析师，去年10月彻底告别咨询行业，专事网络写作。
“我不想再把生命耗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我要留下点真正的东西。”
人们追求意义的内容尽管不同，但这种强烈的追求一定会在转折点出现。
这一代人在转折点上的选择一定会深刻地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