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讲述我被性骚扰的真实亲身经历之前，我先要为英国之外的读者提供点故事背景。最近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人伦纳德勋爵（Lord Rennard）被控“手脚不安分”，雷纳德否认了这一指控。此事对自由民主党主席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来说既棘手又令人难堪，而此前克莱格一直在手忙脚乱地处理金融危机的事情。
这件事鼓励女作家和女政治助理勇敢地站出来，说出自己被性骚扰的故事。凯茜-纽曼（Cathy Newman）在《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上撰文，描述了自己在酒吧里被一名报纸编辑用言语骚扰的经历，她称这段经历“既可怕又令人不快”。接着《每日电讯报》又匿名发表了一名女性的博客文章，她声称自己被所有党派的议员和半条舰队街（Fleet Street，代指英国新闻界——译者注）的人骚扰过。她宣称：“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行为。”
我觉得，是时候打破沉默、说出我在工作中被性骚扰的往事了。这些年来，我对此事保持缄默，并不是因为女人谈论这种事会很痛苦——像人们通常声称的那样。正相反，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公开说出这件事，而如今，机会终于来了——这太好了！
事情发生时我大约二十六七岁，刚进报社不久。那天是个很普通的工作日，一家我报道的公司刚发布了财报，于是邀请我和一位更资深的同事与他们共进午餐、以讨论财报。这位同事的相貌略低于平均水平，我并不是特别喜欢他，但勉强算得上仰慕他。他很聪明，讲的笑话很有趣——不过有点儿黄色。
在我的记忆里，那顿饭吃得了无生趣。不过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出租车向东慢慢驶过罗素广场（Russell Square）时，那位同事突然转向我，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提议下车去罗素宾馆（Hotel Russell）开房（那座丑陋的红砖建筑！）。我对他说：不，谢谢，我真的得赶回去工作。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的话题回到那家公司的财报，后来我们都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件事。
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整件事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如果不是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情形，我可能会谴责自己编造了这个故事。我记得那天又热又潮，我穿了一条自己做的黑白两色亚麻裙。我还清楚地记得听到那个非分要求时的感受。当时我并不觉得害怕，只觉得有些尴尬，而且非常滑稽。即便是现在，每当听到那位同事的名字（他后来变得非常有名），我都会暗自微笑、想起罗素旅馆那件事。
我当时也没有感到不快。如果一名聪明的男士觉得你富有魅力、想与你在旅馆小憩半日，就算你不愿意，这对你来说不也是一种赞赏么？如果你是成天遇到这种事的那种女人，你也许会感到厌烦。不过如果这种事对你而言难得一遇，你会有种愉快的新奇感。
那件事如今肯定会被认定为“不当行为”，因为他当时级别比我高，提出这种要求就是骚扰。不过，作为报社的一名员工，他明显做错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试图阻止我工作。除此以外，他不过是礼貌地问了一个问题，得到了一个礼貌的答复。据我所知，他当时确实恰好是已婚状态，不过那是他和他妻子之间的私事。
在我看来，将男性在工作场合的所有示爱行为都归为“不当行为”，就是把无害行为与持续的骚扰或性侵犯混为一谈。前者就算有违被示爱者意愿也无伤大雅，而后者则完全不能容忍。
那位同事的举动毫无失当之处，这样说有四点理由：1）他不是我的顶头上司；2）在我拒绝以后他没有继续要求；3）他没有与我争吵；4）他克制了自己，没有任何动手动脚的行为。诚然，他的调情技巧并不高明，不过这并没有错。
上周我对别人说起我打算写这篇专栏文章时，那个人抗议说，我之所以觉得那位男同事不算行为失当，是因为我足够自信、敢于说不。这种说法毫无道理。如果哪个女人没有能力拒绝同事礼貌的示爱，那么说明她还不够成熟，压根儿就不适合出来工作。
他接着又问：那位男同事是谁？说出他的名字可能不合适。如果他读到本文，也许他已经不记得那天的事了。或者，他可能会否认有这么这回事儿（他肯定会否认的，不是吗？）。
然而，如果他打算在媒体上公开这件事（他在媒体界人脉很广），做“不当行为”的恰当表率，我不会拦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