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想要坚持的还有新西兰HLP公司采购经理托米。经过几次到北京的出差，他对空气的感觉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是你这辈子肯定没呼吸过这么糟糕的空气。”但尽管如此，托米还是表示，如果因工作需要必须到中国出差，他们还是会去，但如果有雾霾污染的预警，将考虑缩短行程或避免到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不光是国外员工，华侨与华人也有自己的坚持。受聘于一家制药公司到中国领导一个大部门业务的美籍华人闫波告诉记者，美国制药行业因成本上升和政府管制增多，目前正把很多临床测试、基本原料药配料、生物统计等业务转移到中国。不过空气污染对有小孩子的在华外国人家庭会是一个很大问题，他部门里几名国外员工因此把家人送回了本土。
但不管是去是留，都不难看出，雾霾正冲击着职场员工的积极工作的心理防线。
“空气不只改变了员工的生活环境，也改变了员工的工作态度。这看起来有点可笑，却让人悲哀。”北京一家审计机构负责人古经理如此对记者表示。刚来北京的时候，为了提升团队凝聚力，他会号召手下员工晨练或组织户外运动。而如今，他们只能偶尔相聚在场馆中打球，或是带着口罩跑跑步，与员工间的距离也感觉越来越远。
“既不能畅快的呼吸，也不能经常邂逅蓝色的天空，这种工作环境不像是白领，反而像囚犯。当我站在落地窗前，我几乎不能望见对面不到100米的写字楼，整座城市弥漫着一种由黄棕色粉尘组成的不健康的空气，它钻到人们的眼皮底下，隐形眼镜里，令人毫无斗志，身体逐渐虚弱，这就是如今的白领。”这是微博上一位白领“微漾”对自己近况的描述，却受到了众多同行的认同。
而他们聊以自慰的方式，却是在电子设备中寻求安慰。目前，在北京最受欢迎的一款iPad应用是“中国空气污染指数”。这款应用既令人着迷，又令人不安。因为它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却不能给你希望的答案。当城市被灰色的雾霾包裹的时候。“微漾”查看了一下数据，发现空气污染水平（衡量尤为危险的细微颗粒）是250，约为安全水平的5倍，评级为极不健康。对此，他们也只能呵呵一笑。
“但职工的耐心不是无穷的，如果空气环境得不到好转，职场的风气无疑会跟着萎靡。”古经理担忧道。
提高意识对抗雾霾
这是一场环境与健康的肉搏，而其罪魁祸首无疑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曾对媒体表示，今年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反复出现雾霾，大气污染十分严重，给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群众的健康带来了较大的影响。这些问题的产生表面上看有不利气候条件的这一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所积累环境问题的显现。
我们已经为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如果不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不尽快调整产业结构，不尽快改变我们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要想减少雾霾、改善空气质量将非常困难。
对于这种解读，户外行业感受最为深刻。北京标马搬家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能见度差的雾霾，对他们这种户外行业的影响更为严重。由于职工要长时间、高强度地在户外工作，而雾霾空气中的污染物许多是有毒的重金属甚至致癌物质，不仅降低空气能见度，超过一定水平还会影响人们健康。职工吸入后，在短时间会出现急性疾病，如呼吸系统疾病。空气污染物在人体潜伏期也很长，长期积累很可能形成慢性心血管疾病、肺癌等疾病。对职工的身体伤害相当大。
对此，湖南省人大代表李国武曾提出建议，政府应确定重度污染雾霾天气劳动保护的适用对象。出台相关规定，根据污染雾霾天气的程度不同，对用人单位调整工作时间作出不同要求。具体措施有：换班轮休、缩短劳动者连续工作时间，不安排劳动者加班等。其中，重度污染雾霾天气PM2.5超过1000微克/立方米，应当停止户外露天工作。但至今，这种建议尚未得到践行。
“其实补助都是象征性的，但是我觉得意义很大。当许多单位、特别是一些企业为室外工作人员发放补助的时候，把补助的多少与重度污染雾霾天气的天数挂钩，无形中增强了各个单位的环保意识。只有全社会对于防治大气污染的意识提到了一定高度，我们的PM2.5的数值才会真正降下来。”李国武说。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专家冯银厂教授则指出，针对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限制机动车出行从而减少尾气排放，关闭排放污染物工厂，这些招数都对改善环境奏效。但随着污染源种类的日趋多元化、复杂化，仅仅想抓住一类污染物做文章的方式并不可取。与补助相较，呼吁员工积极参与环境治理，鼓励心怀优雅的白领绿色出行，提高职场环保意识，才是驱散笼罩职场雾霾的根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