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马德秀认为，尽管的确存在某些行业对女性有部分偏见和歧视，但更多的原因恐怕出在女性自己身上。现在很多女孩竞相模仿“杜拉拉”，但只看到了她学习厚黑学、洞悉办公室政治的一面，却自动忽略了她在入职之初焦头烂额、熬夜学习、以弱女子的肩膀扛起预算、设计、施工、选材的艰巨任务，最终圆满完成了使命，才第一次得到了赏识。
马德秀对希望突破“玻璃天花板”的职场女性建议：“要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要对自己清晰定位、合理规划，处理好事业和家庭的关系。女性一定能在事业和家庭和谐发展中感受到幸福，更加完美地体现女性自身的价值。”
女性在家家务量超男性一倍
“上海牌男人”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男性当中的“劳模”，但上海职业女性同样要面对家庭和工作难以平衡的苦恼。来自上海市妇联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上海女性参与社会决策与管理的比例仍然偏低，在业女性中职业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不足男性的一半；而在家务劳动方面，女性的工作量超过男性一倍。
男性家务时间仅为女性一半
调查显示，2010年，上海市城镇在业男性每天用于家务劳动时间为40.44分钟，女性为75.02分钟，男性占女性的53.9%，这一比例在市郊农村更降低至45.1%.也就是说，上海女性仍然承担了超过男性一倍的家务劳动。尤其是已婚者中，女性“大部分”承担和“全部”承担家庭中做饭、洗碗、洗衣服做卫生、日常家庭采购和照料孩子生活等家务活的比例，均超过53%。
调查指出，较重的家务负担，使上海在业女性不得不面对工作和家庭的冲突。35岁及以下年龄段女性中，孩子3岁之前由家庭承担照料责任的占100%；该年龄段已婚（不包括离婚与丧偶）有孩子的女性，有部分出现了中断职业生涯、半年以上不工作也没有劳动收入的情况。究其原因，调查时在业女性中69.4%是因为生育和照料孩子，不在业者中则比例达到87%。
超一成女高管承认存性别障
除了繁重的家务劳动，职业女性也要面对职场上的性别歧视。调查显示，劳动就业过程中，上海女性遭遇过“因性别而不被录用或提拔”、“同工不同酬”和“因结婚/怀孕/生育而被解雇”的比例，分别为3.3%、4.2%和1.8%；在工作/劳动/学习中，女性遭遇过性骚扰的比例为1.1%.在高层人才群体调查中，有12.8%的女性高层人才认为“性别给自己的职业发展带来阻碍”。
相对较低的社会职务和就业收入，也影响着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经济地位。调查中，59.1%的人认为在职业地位上，男性“很优越”或“较优越”，50.4%的已婚者认为丈夫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更大。
对话女高管
女性在事业上作出妥协比男性多得多
记者：这份报告中有一组数据：2012年调查报告中中国内地的女性高管比例为25%，而去年的调查结果34%.除了调查抽样导致的差异之外，你认为为何会有这样的降幅？
周自吉（70后，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最年轻的合伙人）：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相当比例的中国内地女性高管都是“70后”，此外有些“80后”也已进入高层。以她们现在的年龄，正面临着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问题，有些人可能要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道路。就我所见，有些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女高管，在第一个孩子十来岁时，选择生第二胎，这也会影响到女高管的比例。
还有一点是，我们从小受到的都是“要做人上人”的教育，认为获得高薪高职，才算成功。但现在我们开始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多样，不一定做到高管才算实现自我价值。
记者：你提到中国职业女性正面临着两股力量，你认为最终哪股力量会占上风？
周自吉：我个人认为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博弈，会令中国女性高管保持在25%左右的水平。现代社会确实为女性提供了很大的上升空间，但传统观念、性别歧视的影响都不容小觑。高职高薪，未必就能给一位女性加分。尤其是在择偶时，人们会忍不住质疑：她对男性的要求会不会也很高？她能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现实情况也表明，为了照顾家庭，在事业上作出妥协的女性比男性多得多。
以我从事的行业为例，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较少存在性别歧视的单位。京都天华去年的数据显示，我们的女性员工占60%，但女性合伙人只占27%，在数量上不成正比。除了所谓的“玻璃天花板”外，不乏有这样的女性同行，通过七八年努力拼搏，做到项目经理、高级经理的职位上，离高管看似只有一步之遥时，也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这时，她们选择到另外一家企业去做CFO，因为那里的工作相对宽松，可以照顾家庭。这样一来，能够再上一个台阶、晋级高管的女性员工数量，就会大大减少。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多数发达国家，夫妻双方总有一人主要负责照顾家庭，中国的双职工家庭占主力，这也使得中国女性高管的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个人认为，中国女性高管的比例会维持在25%左右，不会有太大的降幅或涨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