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云：“一阴一阳谓之道，断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经的一阴一阳，凝练了人类发展的方方面面。
一位外国友人说：“你们中国是一个很传统、很守旧的民族。”我笑道：“有吗？我怎么不感觉中国很传统和守旧呢？”后来深思了一下，感觉到，这位法国人确实很有观察力，但他的观察力似乎只停留在表面，而没有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
其实，中国人向来具备反复无常的个性特征，而从外表上看，别人是无法看出来的。
这就是中国式的阴阳智慧。
中国人做事情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要求别人怎么做，即通过“管人”以达到做事目的；
第二种：要求自己怎么做，即通过“修己”以达到做事目的；
第三种：通过自己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以达到让别人做事的目的，即“安人”。
而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修己”以达到“安人”的目标，再通过“安人”以达到“求人”的目的。所以孔子说，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个人对于这种“求人”之心，如果那个人没有能力达到，或者那个人不愿执行这种要求，那么这个人强加、驱使别人的意愿就尤其强烈。
这种“求人”欲望，被不同的人利用，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于是就有了圣人、君子与小人之分。
讲原则，又懂变通的人，谓之君子；讲原则，不懂变通的人，是圣人；不讲原则，只懂变通的人，是小人。
但是，我们中国人既有驱使别人的“强迫症”，同时也有“拉拢”别人的个性本能。这这种“拉拢”，就是一种“经营”——不仅是物质投资，还包括情感投资。
虽然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说如果自己不愿意做的，就不要把这种不愿意，施加到别人头上，但是我们中国人虽然很遵循名言宝典，可也极力反对本本主义与教条主义。
中国人认为只有环境变了，言行做法也要跟着变化，否则就不是善于变通的“君子”，而是迂腐守旧的“小人”。孔子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就是要求一个人要学会变通，做一个会变通的君子。
所以，在实际处世当中，当“己所不欲”与“勿施于人”相互矛盾时，往往会在特定环境与条件下，根据环境的实际需求与变化，合情合理地加以变通运用。
这就是中国式的阴阳处事智慧。
同时，我们中国人很忌讳剖析自己的阴暗面。
中国人做任何事情都习惯于主张宣扬正面的、积极的、有教育意义的事情，反对把反面的、阴暗面的东西，展示出来给大家看。这大概受到儒家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这种习惯已经参透到中国人的人性基因里了。
而正是这种不敢或不愿正视自己阴暗面、弱点的处世习惯，养成了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时，表面上唯唯诺诺、千依百顺，但只要坚定了一个原则或方向，内在里就会死不认帐、死不认错的刚烈个性。
但是，“恭敬”的效果会因人而异，对于不同的人，能够会反映出不同人本性。
“恭敬”而没有原则的“滥变”是小人行径；“恭敬”而有原则的“善变”是君子行径；“恭敬”而“不变”的是圣人。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亦”正是讲出了不同人的区别。
但是有人会提出另一个问题，问：商之比干谏而死，唐之魏征逆龙颜，宋之岳飞精忠报国，明之海瑞忠直抗上，这些人是圣人了吗？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只有“忠”，却没有“恭”，所以不是圣人，只能成为刚正之人。
《易经》云：“一阴一阳谓之道。”人性也是一样，有“阴”的一面，也有“阳”的一面，否认哪一面，都不符合正视人性发展的自然规律。
但是《易经》除了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它还接着说要“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刚直的手段，还是阴柔安抚，主要是看“断之者”的人是谁？
《易经》认为：如果“继之者”的人是善的，那么“善的人”用阴阳之道，才“一阴一阳谓之道”；否则，就是“不道”，而是一种恶了。
这种“善”从何而来？那就要靠“成之者”的本性。
仁也，人也！——人的本性不管是恶还是善，都要经过修炼，才能成就为“人”！
三千多年前，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说：管理一个军队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是如此。
企业管理有“阴”的一极，也有“阳”的一面。
加强一个组织管理，打造具有凝聚力团队，需要刚直强硬，也需要阴柔安抚。
只有“阴”“阳”两个“极”皆至，才能保障组织的有效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