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何时成了一种企业文化
新闻工作者、科研人员、企业高管是目前“过劳死”最为突出的三类高危人群，有调查显示，目前新闻工作者死亡者中有79%死于40岁—60岁，平均死亡年龄45.7岁；科研人员的平均死亡年龄在52.23岁，15.6%死于35岁—54岁。
这是在5月25日上海召开的“浦江学科交叉论坛”上，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复旦大学免疫生物学所所长熊思东教授提出的一种警告。他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过劳死”正开始威胁高节奏、高压力的都市人。
而无休无止地加班是产生“过劳”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加班成为一种‘企业文化’的时候，其负作用正在迅速显现。”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劳动处的陈杰平处长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要求员工加班很正常，企业追求的就是利益最大化，连我自己都很少11点以前结束工作，当然也希望我的员工如此。”某私营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位许姓老板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他说，一个员工自愿加班，会让他感到员工的敬业，他会本能地喜欢他。而那些不“敬业”的员工，会是他“首先考虑淘汰的对象”，他并不害怕没有人接替，因为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杨清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正在向城市化和社会化过渡，转型期间，各种竞争压力急骤增加，为了保持社会的高速发展，一些紧缺型人才被透支使用，使得这个人群无论在精神和谐上还是在身体健康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如果在现有生产技术不能取得更大进步的条件下，要想维持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高强度使用的现状就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更有不少企业将员工是否经常忘我的加班劳动作为考核参考项，那些“不辞劳苦”、“废寝忘食”的员工经常被当作典范加以鼓励和赞赏，反之则多少会被认为没有将工作放在第一位，而遭遇领导的冷眼。而这些境遇，在知识层次高、竞争压力大的白领阶层已司空见惯。
陈杰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尤其是一些实行计件工资制的中小民营企业和沿海来料加工型企业，加班成了家常便饭。譬如，一些企业投机取巧，把劳动定额定得很高，即使是手脚非常利落的工人，也难以8小时之内完成劳动定额。完不成劳动定额，就拿不到基本工资，为了多挣点钱维持生存，工人们只好被迫“自愿”接受加班，有的甚至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企业这么做，一方面是变相延长劳动时间，压低人工成本；另一方面还规避了以更高的工资率支付工资的法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