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变的征收倍数
在吴有水看来，抚养费的征收执行倍数，太过随意。根据公开的地方政府相关细则梳理，实际上，各地均有自己出台的收缴政策细则。例如，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2年是40188元，如果超生一个，就要按这个数字的三倍征收：即3乘以40188元，夫妻两人，再乘个2，就要征收超过24万元，如果超生两个，第二个就要按6倍征收，就是40188乘6了，征收额度达到48多万元。
而且，上海的征收倍数跟其他省相比，采用的倍数符合国家的最低标准。北京的倍数则显得更高，分别按3到10倍和6到20倍计算。也就是说，前述在上海最高6倍，达到48万元的征收额度，在北京则最高可达80多万元。
更甚的是，根据《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还可按实际收入的倍数来收。
对此，律师解读，也就是说如果你月工资是1万，那么年工资就是12万，如果根据20倍来征收， 12万可以征收240万，对配偶的另一方，还要按同样的规定再征收。
坐支、截留、挪用乱象
“抚养费收缴倍数以及收取细化标准，法规没有统一和明确规定。”律师吴有水称，所以，这个倍数导致收缴资金容易处在混沌状态，基层收缴积极性仍然很高。实际执行过程中，还可能出现违规征收。
比如，在征收环节，一些计生部门就“激励”工作人员多征收，在这股力量的推送下，一些工作人员容易变相扩大征收额度。吴有水亦接触过一些再婚夫妻生育遭遇收缴抚养费，因此提起诉讼的案例。吴有水曾做过类似案件的法律援助。
相关法律规定，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应当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的，自欠缴之日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仍不缴纳的，由作出征收决定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扩大部分如何弥补漏洞？基层的审计人员透露，这个环节就很容易滋生“漏洞”，比如为了截留这部分多余的资金，这个问题就主要体现在出具的不规范发票上。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审计局对该县2008至2010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及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就发现了该县各乡镇存在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随意，票据管理、使用不规范，以及坐支、截留、挪用社会抚养费等问题。
吴有水启动这场追问，实际上是因为社会抚养费收缴环节的一些乱象，令他对这一项费用充满好奇。
“太多了。”吴有水介绍，曾经半个月，就有近二十起类似的案子咨询。但他分析，如果专门以个案去打官司，显然无法摆正这个现状。但他认为，基层收缴如此不惜扭曲法规来执行，显然在某些环节存在不“正常”。
根据“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针，收支环节属于各区县执行，并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管理。并且最近几年对于社会抚养费的收支，均有一年一审计。
一名基层审计人员介绍，近几年，国家审计署对这一项的审计工作均有统一部署。但是，在审计过程中，发现一些基层政府出具的票据不规范，或者一些地方计生系统随意划拨这部分款项为计生工作费用，实际上却以“奖金”分门别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