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金融界在个人炒股软件上的成功惊醒了同花顺、大智慧等一批企业。同花顺副总裁朱志峰告诉《创业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股市快速发展，证券公司希望股民（尤其是大户）不要跑到营业厅，而是通过网上行情交易系统进行交易。同花顺、大智慧做的都是网上行情系统的开发。从1999年到2001年这段时间是中国股市的第一波牛市，这更增加了证券公司对行情交易系统的需求。一个营业厅动辄拿出几十万购买系统，还要为后续维护支付费用。
那个年代，同花顺和大智慧，还有通达信、钱龙等公司都在赚这个钱，但随着竞争加剧，利润日益摊薄。再加上2001年4月~2005年8月，是中国股市的一轮大熊市，证券公司对行情交易系统的需求下降，同花顺、大智慧等公司在这轮长达4年的熊市中彷徨不已。朱志峰说，当时同花顺创始团队看不到行业的方向，想过要做更有前途的生意，2003年同花顺一度成立了生物科技公司——杭州核新生物。
在金融界之后，同花顺和大智慧开始向个人炒股软件转型：由于它们的客户覆盖大部分券商，它们开发出来的个人炒股软件只需在这些用户中推广即可。
还有2005年创办的东方财富网，以300万元起家。沈军抓住了新一代股民熟悉互联网，喜欢追小道消息，交流炒股心得的特点，推出可以让股民充分交流，小道消息满天飞的社区产品“股吧”。等“股吧”迅速聚集起股民后，东方财富网随即学习金融界推出炒股软件，将“股吧”的用户转化为付费用户，短短5年即登陆创业板，创造了一个奇迹。
赵志伟在成为金融界CEO之前在新华社工作，他告诉《创业家》：“我参观的第一个国外通讯社就是路透，它的媒体业务本身并不赚钱。”
国有体制 VS 民营体制
精英派面对国有体制的束缚，他们面对机会，却经常无可奈何，一声叹息；草根派的创始人在公司一股独大，“独断专行”，决策迅速，可以用股权吸引人激励人。
何力力推万得资讯与第一财经传媒集团联姻未成，但他在金融信息服务业有一番作为的梦想没有消失。只是，体制是任何一个个人和机构难以跨越的天堑。
2009年7月，何力开始借助SMG（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技术力量，探讨金融数据库如何做。他发现，对于任何一家上市公司所有年报、季报等公开信息，万得也只开发了不到20%，大量信息甚至根本没录入。如果有人把更多的上市公司数据录入，据此开发分析工具，即可作为金融数据业务的突破口。“项目启动了，前期费用、办公场地都在筹备，但后来协议还没签，相关负责人就被调走了。”2009年11月，何力也离开第一财经，出任《财经》杂志主编。
到了《财经》之后，何力发现，《财经》早有做金融信息服务的想法，但最终如何做，是自己做还是收购一家排名后面一点的公司来做，一直没有定下来。到现在，《财经》与李泽楷组建金融信息服务公司的合作还没有最终敲定。何力一直这样认为，彭博在全球有2000名记者，而中国连拥有500名财经记者规模的财经媒体集团都没有，“募集几亿元，烧个几年就能做成这个事情。”何力说，可惜我说了不算。
即便有国家财力支撑，以彭博、路透为目标的金融信息服务业务新华08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新华08的员工都是从新华社内部调配，工资是固定的，却要做很多活；新华08想聘请一个年薪过百万元的高级人才也很难实现。”新华08的内部员工这样说过新华08的困惑。业内人士表示，虽然新华08依靠新华社的力量，已经卖出了几千个金融信息终端，到底有没有人用则不得而知。
与之相反的是，民营体制下的金融信息服务企业在大浪淘沙般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公司治理方式。现在中国初成气候的金融信息服务企业不外乎两种：一是早期就有风险投资进入，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金融界；一是完全由私人老板控制的企业，如万得、大智慧、同花顺、东方财富网。
在万得，陆风到现在还拥有70%以上的股权，早期甚至高达90%。陆风在万得一向说一不二。2009年8月，新湖中宝出资3.25亿元成为大智慧第二大股东，占股11%后，大智慧董事长张长虹依然拥有超过70%的股份，对公司拥有绝对控股权。即便上市后股权被稀释的同花顺、东方财富网，他们的创始人也都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创始人对公司的绝对控制，能让公司对市场变化做出快速反应；而期权等现代激励制度则让公司中高层管理者不计较一时薪酬得失，朝着共同的愿景努力。金融界通过股权激励等方式，请来以宁君为CEO的运营团队，只用短短四年多时间就冲到纳斯达克上市。2005年赵志伟出任CEO后，金融界很快展开并购，于2006年和2007年分别以800万美元、100万美元和300万美元将证券之星、巨灵财经和香港日发证券收入囊中，形成打通整个产业链的业务布局。
2002年，陆风经过长期思考后决定停掉其他不相关项目，全力做金融信息终端。由于陆风对公司的绝对控制力，因此他可以一天之内就下定决心，召集所有人到公司开会，“不愿意干的你们走人，我也不做你们的思想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