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与创新：1920-1939年
古老的秩序在1914年轰然倒塌，以18世纪法国为楷模的生活风尚也摇摇欲坠。在脱离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和礼节之后，隆重的庆典和仪式也荣光不再。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这个处于优雅幻影的世界蒙上了一层黯淡的面纱。
战争令“美好时代”的生活态度和心智模式发生了巨变。“速度的世纪”(Century of Speed)带着隆隆的轰鸣飞驰而来。新创想取代旧规则，华丽的色彩泉涌而出，野兽派、德国表现主义以及俄国芭蕾舞让巴黎在震惊之后心醉神迷。与此同时，立体主义和抽象设计也开始萌芽。服装亦逐渐开始向满足女性工作和运动的实用性需要偏移。紧身衣消失了，随着日装和晚装的出现，新的风格呼之欲出。
令人称奇的是，早在20世纪初、“花环风格”仍旧大行其道之时，卡地亚第三代传人路易·卡地亚(Louis Cartier，1875-1942)已经先人一步。现代化和工业化促使他寻找全新的、符合现代生活特征的设计风格，这位领先潮流的审美缔造者开始在抽象几何图形上倾注巧思，并以惊人的远见卓识， 成为“装饰艺术风格”的先锋力量。这种摩登明快的简约主义，后来为建筑设计所采纳，直到1925年，在巴黎举行的“现代工业和装饰艺术博览会”上(ExpositionInternationale des Arts Décoratifs et Industriels Modernes)，这种风格才在美学史上真正获得了名号。
路易·卡地亚大胆地引入各种明丽色彩以及颇有原创性和现代感的几何形状：立方体、多边形和菱形的彩色珠宝款式简洁、造型精致。他敏锐过人的艺术直觉迅速得到了设计师查尔斯·雅克(Charles Jacqueau)的大力支持。1904年，卡地亚发挥想象，创作出一款镶嵌钻石和红宝石的菱形胸针。类似风格的珠宝设计接踵而至，其中包括一款1906年推出的胸针，蓝宝石与钻石交相辉映。这些设计堪称是现代艺术风格的最初代表。
这种日后被称为“装饰艺术”的设计风格，影响广泛而多样，在1920-1939年间，成为众多创新设计的灵感之源。而这其中也讲述了这样一个传奇故事：一位与时代脉搏同步的珠宝商，总是以无比璀璨的设计呼唤着崭新风格的到来。
似乎是为了响应1929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另一种全新的美学风潮也应运而生，宣告了飨宴般“咆哮二零”的结束。珠宝首饰向经典风格回归，以不同切割方式的钻石组合出各种几何造型。这是一种通体白色的珠宝，由铂金、钻石和无色水晶组成的“白色装饰艺术风格”，与1920年代的富丽色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个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皆纷繁复杂的年代，卡地亚的珠宝设计做出相应调整，同时也并没有抛弃卡地亚客户所一贯追求的柔美和魅惑的梦想。
随着欧洲皇室的没落，欧洲社会开始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试图在异域文明中找寻安慰。曾经，在美国室内设计师埃尔茜·德·沃尔夫(Elsie de Wolfe)位于凡尔赛的家中举行的派对上，宾客们甚至亲眼见到了一头真正的来自斋普尔的大象。卡地亚在这股风潮中，倾情于东方神话与图腾的诠释和再现，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创作了大量深受亚洲文化影响的作品。
同样的，卡地亚从来不是时代美学的附和者，它总是以精准的直觉预言未来美学的发展。早在1913年，卡地亚就在胸针、手镯和项链作品中，将镂空图案、伊斯兰星辰和菱形造型结合在了一起。无独有偶，同一年，卡地亚选用塔门作为黑玛瑙及钻石吊坠的图饰。这扇通往古老神庙的不朽之门亦成为卡地亚日后在其埃及设计风格中一再使用的样式。
当西方人登上大吉岭特快列车展开印度探索之旅时，便被其浓郁的异国情调与诗般意境所深深吸引。卡地亚，亦将印度视作一个闪耀着神圣光辉和艺术光芒的神奇大陆：丰富而不规则的图案，珍稀明艳的宝石，繁复多样的色彩，乃至压花丝绸、宫廷装饰和拉贾斯坦花园风格，皆成为滋养卡地亚珠宝创作的灵感源泉。印度式的瑰丽绚烂，最有特色、也是最难诠释的，即是它的气质中充满了反差和悖论。卡地亚采用梨形切割和雕刻法，将纷繁宝石，与光滑而有纹理感的珠链精妙串接，调和色彩或质感上的对立冲突，从而创造出著名的“水果锦囊风格”(TuttiFrutti)。那件闪耀于法国传奇名媛黛西·法罗(Daisy Fellowes)颈间的定制项链，将对比强烈的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融为一体，流露着奇妙的异域风情，堪称这一风格最为著名的代表作。
灵感无国界，卡地亚亦沉浸于对中国艺术的不懈探索中。中国的佛陀、祥龙及麒麟带给卡地亚无尽的灵感与想象。这些源自中国的材质、意象、符号与神明让卡地亚的珠宝大师们欣喜若狂。卡地亚以珠宝专家极具创意的眼光将中国这个古老东方国度的内在美重新演绎。例如一件于1928年创作的麒麟手镯，中国的传统材质如翡翠、珊瑚和珐琅交织辉映着这头古籍中记载的“神的坐骑”，而那双神秘的眼睛则以反转的垫形钻石构成。更为奇妙的是，打开手镯的方式即扭转其中一个兽头，不禁增添了这件作品神奇梦幻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