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经常给股东和社会带来很高的成本。
全食食品公司（Whole Foods）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有着相当大的市场：富有的消费者在这个高档的安全岛里寻找“健康”食品。这家80亿美元的公司的CEO和共同创始人约翰·麦基（John Mackey）在最近的斯坦福大学新世纪演讲中受到该校MBA热情而友善的欢迎也并不足为奇。
“赚钱为什么应该是企业的目标呢？”他问。“医生不会说自己的目标是赚钱，他会说自己是为了治病救人。比尔·盖茨说过他的目的是赚钱吗？不，他有一个让每个人都拥有一台电脑的愿景。”麦基声称自己创建了一个“自觉企业”——不做利润的奴隶，而是努力服务他人、改变世界并实现更高的目标。
也许麦基选错了行当。对于制造救命的疫苗或者起搏器——甚至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电脑软件——和把定价很高的食品卖给富人之间的区别，他似乎并不在意。定价高到什么程度了呢？在我所在城市的全食连锁店里（加州红木城，Redwood City），我发现哪里有39.96美元一磅的“大吉岭红茶与姜熏鲑鱼”。但是和1,280美元一磅的干羊肚菌菇相比，这却是实实在在的便宜货。（这个地方的数字我没有打错。）全食公司在我们这里被很多人称作是“全薪水支票”——因为你在那里买东西的话会花光所有薪水。在高尚的目标之外，麦基带来的还有高价。那真是高得多的价格。
在麦基先生巨大的商业成功面前，我又何德何能来与之争论呢？他世界观上的漏洞比他的连锁店里虫蛀的有机芝麻菜上的还要多。事实上，很多医生进入医疗领域就是为了赚钱。麦基先生真的相信营养学医师、整形外科医师或者是皮肤美容师是为了“治病救人”而选择进入那个领域的吗？
麦基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所谓企业社会责任误导了的大牌CEO。在2008年达沃斯会议上，比尔·盖茨阐述了他关于“创新型资本主义”的观点，创新型资本主义鼓励公司把钱花在有价值的事业上，或者是花在社会所需、但是却会亏本的工程上。根据盖茨的逻辑，正是这种“基于市场的社会变革”带来了“减轻世上不平等现象的努力。”想法很好，做法却很糟。
设于瑞士的世界第五大**厂诺华公司（Novartis）的总裁兼CEO丹尼尔·魏斯勒（Daniel Vasella）是另一个受害者。他宣称跨国公司“有坚守基本价值的责任，并且应当支持和推动它们。”如果他指的是诚实、创新、无偿捐赠和市场行销方面的智慧的话，他是对的。但是他实际上指的是“与联合国和民间团体展开建设性的合作，寻找推动**的最佳方式。”那个腐败、高度政治化、完全无能和只为自身服务的联合国？
服务他人、减少不平等现象和推进**当然是有价值的目标，但是麦基、盖茨和魏斯勒的利他主义让我们想起了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指责性的观察，“商人们相信在宣称企业‘不仅仅’关心利润，同时也关心推动令人向往的‘社会’目标的时候，他们是在保卫自由企业；相信企业有一种‘社会意识’并且认真担当起提供就业、消除歧视的责任……以及可能是当代改革家口号的其他词汇所代表的责任。”
这三个自我标榜的有社会意识的企业中的完人身上还有别的一些共同之处：对于以最精确和可预见的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粮食，怀有非理性与****的敌意。嘉宝公司（Gerber），魏斯勒的诺华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公开拒绝在它的婴儿食品中加入采用基因工程技术的原材料；比尔·盖茨选择反对基因工程（而且腐败）的科菲·安南（Kofi Annan）作为其非洲农业行动的负责人；而全食公司则对有机食品近乎疯狂（部分是因为转基因成分被严格禁止。）
这些商业奇才们也许不知道，基因工程产品能够缓解亿万人的饥荒和因为维生素缺乏带来的疾病，甚至可能带来藏在蔬菜或者水果中的可使用疫苗。它们同时也减少了化学杀虫剂的使用，减少了食品中的真菌毒素含量、减少了土壤侵蚀和二氧化碳排放，它们同样也保护了农田和水资源。换句话说，基因工程是朝着更大的可持续发展努力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也许这些人不在乎这些，因为基因工程在他们的支持者和社会圈子看来在政治上不正确。
尽管“企业社会责任”会给股东和社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很多企业高管害怕与社会责任的支持者们对抗。“这对那些容易被有组织的公众批判伤害的大型零售业企业来说更是如此，比如沃尔玛公司（Wal-Mart），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或是英国石油公司（BP），”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法学院荣誉院长亨利·曼尼（Henry Manne）说。其他的例子包括麦当劳公司（McDonald's）以消除肥胖之名停售广受欢迎的超大号套餐，还有很多其他企业采用效率更低但却据说“在环境方面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法。
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有一句很著名的话，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可是企业却没有社会责任，有责任的只是人。因为企业领袖为公司的所有者工作，他们在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便是为他们的雇主（也就是股东）追求最大化的利益——这种利益首先是在符合法律、规定和伦理规范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赚钱。一个把公司的资金投入自以为是“符合社会责任”的活动的公司管理者事实上减少了股东应得的回报——因此，他花的是别人的钱。
花别人的钱要比花自己的容易很多。如果企业管理者们想要支持他们自己选择的与商业无关的目标，他们应当用私有资产来做慈善（盖茨和巴菲特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如今从投资者那里掠来的亿万公司资产被到处泼洒，这种花销很多时候决定于社会活动家的奇思妙想，这些社会活动家无需对任何人负责，只凭借自己对于可持续、公平和大众利益的理解行事，而非追求更高的企业效率和更大的企业利润。
不管自由企业制度或是人类状况是否会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追求中获得好处，这样的做法都会提高企业运营的成本，并降低企业生产力。在把资源从生产资本中移出的过程中，商人们会伤害很多那些他们声称想要帮助的人的利益，同样也会伤害整个社会。
亨利·米勒（Henry I. Miller）是一名医生、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成员。他曾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食品**品管理局（FDA）官员。他的新作《基因改造食品的迷思》（The Frankenfood Myth）曾被《巴伦周刊》选为2004年25本最佳书籍之一。
